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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部分（第1页）

给莺莺，莺莺很快回了他一首，约他进去，见面后却把他数说了一顿，“张自失者久之”，“于是绝望”，但过了几夜，莺莺却自动到他的房中与他欢会了。对莺莺的这种前后相异的行动的原因，《莺莺传》毫无交代。因此，虽不能据此就说莺莺的性格前后矛盾，但至少可说作者并未注意到莺莺性格的完整性。而在《西厢记诸宫调》中，不仅对此处理的合情合理，而且把这作为莺莺在克服礼教对自己束缚的过程中的几个密切联系的阶段，进一步显示出其性格发展的可信性。在这里还应说明的是：在《西厢记诸宫调》中，莺莺在与张生私会后，其性格仍在继续发展。她与张生欢会之初，十分羞怯；但过了些时候，就显得很主动，终至成为难舍难分；于是，在张生赴京时，她变得痛苦不堪；其后崔夫人又让她与郑恒成亲，她就觉得再也无法忍受这痛苦的生活了，决定自杀。像这样细腻地揭示人物性格的整个发展过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第一次。

所以，《西厢记诸宫调》在中国文学史上实具有重要地位。

至于其成就的取得，一方面固然离不开辽金文学任情率真的传统，只要看其与元好问都赞美男女私情，就足以说明其间的关联；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从汉族长期的文学积累中吸取营养，这是只要看看作品中对唐宋诗词的大量运用就可以明白的。在这方面，既有文句的采用，也有境界的吸收。前者如表达莺莺在张生赴试后的愁绪的“非关病酒，不是伤春”（《道宫·尾》），就源于李清照的“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上忆吹箫》）；后者如写张生莺莺分别情景的《大石调·玉翼蝉》：“……不忍轻离别。早是恁凄凄凉凉受烦恼，那堪值暮秋时节。雨儿怎歇，向晚风如凛洌，那闻得衰柳蝉鸣凄切。未知今日别后，何时重见也，……纵有半载恩情、千种风情何处说！”跟柳永《雨霖铃》的“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都说到秋日的离别更为难受，都写到蝉鸣、杨柳、雨、风，而且都以别后“纵有千种风情”无处述说作结，这许多类似之处，显然不能以“英雄所见略同”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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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　元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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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说

元朝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自成吉思汗在漠北统一各蒙古部落、建立大蒙古国（1206），至蒙古王朝灭金、统一北方（1234），为第一阶段；由此至蒙古大军占领南宋都城临安（1276），即蒙古人统治中国北方的时期，为第二阶段；

由此至元顺帝退出大都（今北京）、明王朝建立（1368），即元王朝统治整个中国的时期，为第三阶段。而通常所说的元代文学，主要是指后两个阶段的一百三十多年间，包括各民族人士用汉语从事的文学创作。其他民族语言的创作，则因资料缺乏和条件所限，无法涉及。

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野蛮的征服者自己总是被那些被他们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也越来越多地接受了汉族文化。1260年，世祖忽必烈即位，建元“中统”，自命为中原正统帝系的继承者，后又据《易》“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元”。这些都意味着蒙古政权的文化性质的某种转变。忽必烈采用许衡等儒士“必行汉法乃可长久”（《元史·许衡传》）的建议，变易旧制，以适应中原地区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实即形成了蒙古贵族和中原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

但与此同时，蒙古统治者在政治上始终奉行民族压迫政策，这较集中体现在所谓“四等人制”上，即把国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种等级。蒙古贵族包揽军政大权，汉族人不得染指；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如回族人善于经商理财，在朝中有很大势力，是蒙古贵族的得力助手；第三等人为汉人，包括原属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最末等为南人，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方各族。如虞集在朝中做官，备受倾轧，不得不忍气吞声，就与他“南人”身份有关。元朝的民族歧视政策是恶劣的。

元政府在经济上也有民族掠夺性质。如朝廷给予西域商人放高利贷的特权，中原人民为交纳赋税，常向西域商人借银，结果连本带息，越滚越大，以至倾家荡产都还不清债。元代的经济掠夺以江南地区被害尤烈。当时，京都“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史·食货志》），在中书省和九个行省中，江南三省（江浙、江西、湖广）每年所征税粮近六百五十万石，占全国总数的二分之一强，而江浙一省就征近四百五十万石，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同上）。元末农民义军韩山童部就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极端不均作为宣传口号（见叶子奇《草木子》），实即表达了南人对于民族掠夺的愤恨之情。正是由于民族压迫的基本国策及文化差异诸原因，元统治者最终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完备的法律制度。随着民族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加上广泛而严重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剧烈的社会动荡，终于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葬送了元王朝的统治。

但元代社会很有些特殊之处值得注意。近来，元史研究者普遍认为，过去过于夸大了元朝落后、黑暗的一面，是不适当的。尽管元朝的政治、经济存在着若干倒退的现象，但也有一些前代所没有的积极因素，这既表现为由于蒙古族入主中原，带来了某些文化的“异质”，给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成分、新的活力，也表现为由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放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以及蒙古统治者某些为自身利益考虑的政策，从反面造成了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效果，从而，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特点。

统一结束了数百年间各民族相互纷争战乱的局面，出现了各族人民之间空前的融合，带来卓绝的文化成果。据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外国人或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而有成就者达三百余人。其中如贯云石、萨都剌、迺贤等人为中国文学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大量西域人移居于中原地区，他们的天文、医药等成就，被介绍到中国。

元代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中国同欧洲、中亚、东南亚的交通极其便利，中外交往非常活跃。中国的印刷术、火药、造纸术、指南针，都是在元代传入欧洲的。而遍布全国的驿站，东南沿海航道的开辟，都促进了地区之间物资与文化的交流。著名的黄道婆把海南的植棉和棉纺技术引进松江，即与便利的海道有关。

元统治者重视商业，早在成吉思汗时期，就一边作战，一边派人保护商人贸易。所谓“元以功利诱天下”（方孝孺《赠卢信道序》），即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崇义黜利”的治国方针不同。终元之世，商人异常活跃，张之翰《议盗》云：

“观南方归附以来，负贩之商，游手之辈，朝无担石之储，暮获千金之利。”手工业的发展亦达到最佳历史水准，据徐一夔《织工对》一文所载，在元末杭州，已出现一定规模的纺织作坊，佣工可自由来去。

工商业的发展使一些原有的和新兴的重要城市呈现空前的繁荣。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马可波罗行纪》对元大都的繁华留下了充满羡慕的描绘。此外，北方中原地区的涿州、真定、大同、汴梁、济南、太原、平阳和南方的扬州、镇江、建康、平江、杭州等城市经济都十分活跃。而东南沿海的上海、澉浦、庆元、温州、福州、泉州、广州等都是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在元代，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昆山的刘家港有“万国码头”之称，马玉麟《海舶行送赵克和任市舶提举》一诗极其生动的描绘了“蕃人泊舟”时码头上欢乐和繁忙的情景。

与这种经济形态中的新成分的增长相一致，社会思想也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方孝孺在《赠卢信道序》一文中指斥元代士风“习于浮夸”、“以豪放为通尚”、“骄佚自纵”，且不论其批评的基点是否正确，他把这种士风归因于元朝统治者崇尚“功利”，则有助于认识历史的真实。因为崇尚功利，社会中传统的轻商观念便有所转变。遂产生了像秦简夫《东堂老》那样以赞赏的态度刻画富商的人生理想的作品，而王义山的《金少翁传》用拟人化手法刻画金钱形象，也绝少传统道德的愤激情绪，倒流露出几分羡慕的心理。另外，在元代，还有个别士大夫为商人写传记或碑铭。这些都是城市经济发展、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的表现。

在元代，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力量比较前代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造成思想界相对松动和活跃的局面。

从表面上看，正统儒学仍在发展，程朱理学在南北地区不断扩展其影响力；甚至在仁宗恢复科举时，规定以朱熹、程颐等人的传注为经学考试的依据，使程朱理学首次成为官学。

但蒙古民族原有的粗犷豪放的性格，重视实利的习惯，并不是很快能够在这种抑制性的思想学说中得到改造；因此，他们推行这种思想学说的态度也并不十分积极。而且，元代仕出多途，科举在选拔官员方面的作用远不如宋代重要，儒士即使是进士出身，也是官职卑微，因此这种“官学”于社会思想所起的作用颇为有限，这与明清时尊奉程朱理学的后果是有区别的。同时，官方虽然利用儒学，但对其他宗教思想也取宽容态度，从整个元代的情况来看，统治者崇信佛、道，更有甚于儒教。所以汪元量《自笑》诗云：“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即道出当时儒士的窘境。

另一方面，儒学也受到来自其内部的抨击，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功利”的社会形态的影响，而分化出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思想倾向。如谢枋得《程汉翁诗序》云：“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辞以自解矣。”乃痛感那帮道学先生高谈性命，无益于国是。又如许衡提出儒者当以“治生”为“先务”（见《许鲁斋先生年谱》），即主张经营产业，与传统儒学“重本轻财”的思想已有不同。浙东儒学的代表者王祎综合宋儒各家学说，认为“江西有易简之学，永嘉有经济之学，永康有事功之学”，都可列为“圣贤之学”（《知学斋记》），同样表明了正统儒学内在的变革因素。

更值得重视的是儒学内部叛裂出来的“异端”思想家。元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宣称自己独立于儒教之外，且著文严斥君权，对封建政治的专制本质作了大胆思考，很有进步意义。另一位“异端”思想家是元末的杨维桢，他的思想和处世方式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功利”特征有更密切、直接的关系，被“礼法士”斥为“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王彝《文妖》）。

元代社会一个重要的、与文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现象，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而即使是曾经步入仕途的文人，其中不少人也存在与统治集团离异的心理，并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情趣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对于元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

元代的历史并不长，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文学却呈现出异常活跃而繁荣的面貌，它对于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向有重要意义。由于社会内部经济、文化诸条件的变动，促使文学同大众传播媒介结合，戏曲、小说成为新兴的文学样式，走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前沿。戏曲与小说，无论在题材、内容或美学形式方面，都直接受到它们的读者或观众——主要是市民——的制约，表现出世俗生活的众生相及其美学情趣，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东西，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原创活力。而传统的文学样式——诗、词、文，仍与知识阶层的生活与心理有密切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通俗文学的冲击和影响，呈现某些新的特点。元代文学的这些特征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

在元代文学中，首先异军突起的是杂剧，它标志了中国戏剧的成熟。前人又把元杂剧与元散曲合称为“元曲”，与唐诗、宋词并举，各作为一代文学中最具有特色的代表。像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中国在其文明的早期已存在构成戏剧的诸要素——歌舞、表演及叙事形式等。然而中国戏剧在经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之后，迟至元代乃获得成熟与繁盛，则是特殊历史条件刺激所致。城市经济生活的繁荣、市民的娱乐要求的增长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外来各民族带来的文化“异质”的渗入，也有助于冲破中国固有文学观念的局限，增进对市井文艺样式的重视，杰出作家的富有创造性的参与，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当蒙古王朝统治北方以后，许多文人士大夫失去了固有的地位，生活方式出现多样化，不少“名公才人”加入了市井伎艺的团体。如“玉京书会”就是元前期活跃于大都的一个写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关汉卿是其中的成员。王实甫、马致远也都可以说是专业的剧作家。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杰出作家，在宋金以来的杂剧、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发展出元杂剧这一成熟的戏剧形式。

元代的杂剧创作和演出十分繁盛。但由于古代对戏剧的轻视，这方面的资料既少而又凌乱，很难统计出作家作品的数字。从个别资料来看，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和元明之际贾仲明（或谓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等书记载，元代（包括元明之际一段时间）有姓名可考的剧作家有一百多人，剧目七百多种。现存的元杂剧的数量，仅以臧懋循《元曲选》和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所收相加就有一百六十二种。元杂剧广泛涉及元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折射出那一时代文人的精神世界，题材极为丰富。明人朱权曾把杂剧分为十二种（见《太和正音谱》），近代学者则主要把它分为爱情婚姻剧、社会剧、历史剧、公案剧、神仙道化剧等几大种类。这些分类存在相互重叠的现象，也未必精确，不过大致可以看出元杂剧的基本内容。

元杂剧一般以大德年间（1297—1307）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元杂剧高度繁盛的时期，作家、作品的数量相当可观。当时演剧活动最集中的城市是京城大都，此外在真定、汴梁、平阳、东平等经济繁荣的城市以及这些城市周围的乡村地区演出也较盛。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等是元杂剧前期最重要的作家。后期杂剧作家大都集中东南沿海城市。南北统一以后，东南沿海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北方城市的地位明显降低，所以引起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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