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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部分（第1页）

，比较接近真实的人性。如《王冕传》，写出一个元末“狂士”的精神面貌，开头描写王冕少年读书情形的一节，颇有情趣：

王冕者，诸暨人。七、八岁时，父命牧牛陇上，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听已，辄默记。暮归，忘其牛。或牵牛来责蹊田，父怒，挞之，已而复如初。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执策映长明灯读之，琅琅达旦。佛像多土偶，狞恶可怖。冕小儿，恬若不见。

又如《鹿皮子墓志铭》详细介绍陈樵“屏去传注，独取遗经”而自成一家的思想成就，《竹溪逸民传》写出一个出世高士的形象，由于作者对不同的人物个性能取一种同情的态度，都写得较出色。《送东阳马生序》自述早年在贫寒中求学的艰苦，也很真实动人。

宋濂的散文文辞简练典雅，少作铺排渲染。但偶尔有些描写的片断，也能写得相当秀美。各种文体往往各具特点，可以看出变化，不是那么僵板。总的说来，他的文章风格具有密吻于道德规范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较高的语言修养和纯熟的技巧，所以能够成为明初文学风尚的典范。

对于宋濂来说，非常可悲的是朱元璋根本不承认他是什么“大儒”，而带有侮辱性地称之为“文人”（见《明史·桂彦良传》）。因为在朱元璋的政治体制中，已不能够允许有“大儒”——社会的思想指导者存在，皇帝本人就是思想指导者。宋濂最后其实是死于无辜，也反映出明初政治的严酷。

曾与宋濂同为《元史》总裁官的王祎，也是一位著名的儒者。他的儒学思想在推崇朱熹的同时，综合宋儒各学派，有兼容并蓄的长处。对于文学，他的理论观点和宋濂一样，要求文章风格与道德内涵一致。如《黄子邕诗集序》所赞美的：

“斥漫衍以为简，屏华缛以为质，黜奇诡以为平，祛浮靡以为实。”这可以看出明初强调“道统”的文学对散文艺术风格的基本要求。

刘基（1321—1375）字伯温，青田（今属浙江）人。元末进士，至正二十年与宋濂同为朱元璋所召，后成为开国功臣，封诚意伯，官至御史中丞。刘基也是一位儒者，他的文学思想与宋濂大致相近。但不同的是：刘基在学术方面涉猎广泛，个性又慷慨豪迈，所以思想不那么拘谨，理学家的气息较少。而且，他的许多诗文作于元末，还没有受到明初那种高压环境的压迫，因此更多体现了传统儒学中积极的因素，表现出对于社会政治、民生疾苦的关怀，和个人追求事功的欲望。他的散文以短篇寓言著称。如《卖柑者言》讽刺元末身居庙堂高官“金玉其外，败絮其内”，《郁离子》中“楚有养狙以为生者”一章提出以“术”欺民而不能以“道”治民者必败，思想都很尖锐。不过，由于刘基的寓言主要为了借故事论说政治方面的道理，在文学性方面不是很注重的。

刘基的诗如《买马词》、《畦桑词》、《筑城词》等，以质朴的语言反映社会矛盾，是较好的作品。他的一些抒情之作，则流露出豪杰气慨，在元末明初的诗歌中较为少见。如《感怀》：

结发事远游，逍遥观四方。天地一何阔，山川杳茫茫。众鸟各自飞，乔木空苍凉。登高见万里，怀古使心伤。伫立望浮云，安得凌风翔！

刘基常被当作明初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提出。但实际上，他跟随朱元璋以后，就很少写出有生气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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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台阁体

约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体现了洪武朝以后一段长时期里上层官僚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意趣，并作为典范而广泛地影响文坛。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先后都官至大学士，而同时期大多数高级官僚的创作都可以归属这一流派。其形式以诗歌为主，散文也可以包容在内。

台阁体大体与这样的几种因素相关联：一是密切结合官方意识形态即程朱理学，故表现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浓厚的道学气；二是反映着上层官僚的生活内容，故应制、唱和之作数量非常之多；三是与当时（特别是永乐之后）政治平静、人事结构稳定的状况相对应，表现出陶然悠然的满足心态（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称杨士奇的“太平宰相风度”）。他们要求文起到“施政教，适性情”的功能，内容上要“歌颂圣德，施之诏诰典册以申命行事”（王直为杨荣《文敏集》所作《序》），在表达一己的感情时，要“适性情之正”，抒写“爱亲忠君之念，咎己自悼之怀”（杨荣《省愆集序》）。总之，这是一种由压抑的道德和平庸的人格出发的文学，既缺乏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也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并且缺乏艺术创造的热情。台阁体文人大都追慕宋人的文学风范，如董其昌所说：“自杨文贞而下，皆以欧、曾为范。”

（《重刻王文庄公集序》）但这种追慕，更多地以程朱理学为前提，距宋人的文学成就也遥远得很。而由于这些文人的社会地位之高，他们的影响也格外大。如果按照这一方向走下去，无疑会把文学引向绝境。

但台阁体发展到后期，也渐渐产生了一些变化。如江南地区出身的馆阁大臣徐有贞、王鏊的诗歌，所表现的人生感受要比“三杨”来得复杂一些。被称为茶陵诗派领袖的李东阳（1447—1516），在成化、弘治年间以台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其诗风大致仍在台阁体的范围。但他论诗，一是强调宗法杜甫，一是比前人更多重视诗歌语言的艺术。在其《怀麓堂诗话》中，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诗歌的声律、音调、结构、用字等方面的问题。这看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的议论，实际上对恢复诗歌的抒情功能，却有一定的效用。他提出“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也表现了对宋诗的不满。

所以，后来李梦阳等人对于他既有严厉的批评，同时却也继承了他的某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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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明代前期的戏剧

明代前期，戏剧作家、作品的数量不算少，但在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所获得的成就却很有限。明初法律规定，民间演剧不准妆扮“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但“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昭代王章》），明确要求戏剧为封建政教服务。在此情况下，戏剧创作中最盛的是点缀升平的娱乐之作和宣扬封建道德的作品。在杂剧系统中最有影响的朱有燉、在南戏系统中最有影响的邱濬，均代表了这一倾向。

明初杂剧作家，据朱权《太和正音谱》记载，有王子一、刘东生、谷子敬、杨景言、贾仲名等十六人，但都没有什么突出成就。在当时影响最大的却是皇室贵族朱有燉。

朱有燉（1379—1439）号诚斋，明太祖之孙，袭封周王，谥“宪”，故世称周宪王。作有杂剧三十一种，总称《诚斋乐府》。因地位关系，他的剧作全部完整保存下来。这些剧作中，以游赏庆寿、歌舞升平、神仙道化为题材的约有二十种，是典型的富贵人家的消遣娱乐之作。另有十余种牵涉社会生活，也有意识地灌注了统治者所要求的道德思想。如《香囊怨》写妓女刘盼春钟情于秀才周恭，因鸨母逼其接待富商陆源，自杀明志，尸体火化后，她所佩藏有周恭寄赠情词的香囊完好无损。作品沿袭元杂剧士子、富商、妓女三角关系的老套，但强烈地突出了表彰女子贞节的主旨。又如水浒戏《仗义疏财》写李逵、燕青惩罚欺凌百姓的恶吏，也是模仿元杂剧的题材，但后半部分却以梁山好汉受招安并从征擒方腊的情节，强化正统道德色彩。朱有燉的杂剧结构匀称、语言俊爽、音律谐美，在体制和乐曲上吸收了南戏的成分，因此在当时流传很广。

南戏在明代也习称为“传奇”。明初有些从元代作品改编的传奇，尚能保持原作的特色，但新的创作却很沉寂。成、弘年间，理学大儒、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图大学士的邱濬，成为传奇的重要作者。他有三种剧完整传世，其中《五伦全备忠孝记》最有代表性。剧中写五伦全、五伦备兄弟孝义友悌的故事，其主旨如开场白所宣称的：“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虽是一场假托之言，实万世纲常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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