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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为什么冯玉祥会背叛吴佩孚呢？詹姆斯·E·谢里登为我们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以历史学家的手法再现了冯玉祥的一生，他认为冯玉祥既不满意自己所得的报酬，也不满意自己在与吴佩孚的联盟中所扮演的次要角色。谢里登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因素，日本人也曾用金钱来诱使冯玉祥背叛吴佩孚，因为北京的政局变化符合他们的利益。

由于北方发生了这些变化，孙中山认为现在又有机会来实现他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了。这时，刚刚背叛了吴佩孚的冯玉祥向孙中山发出了去北京的邀请。孙博士是否应该接受邀请呢？在孙中山接到邀请时，他所面临的形势并不乐观，他的观点早已广为人知，而北方军阀根本就不接受这些观点。

这些军阀最不能接受的一条就是：他们应该下台，接受制宪政府的领导。此外，北方的亲日势力十分强大。因此，等待孙中山的既有争吵，又有危险。

于是，孙博士将他的追随者召集到广州开会，想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些人都想说服孙中山不要北上，但他为了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仍决定去北京，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启程前往北京。11月13日，孙中山乘坐的船只经过黄埔，当晚他在黄埔军校过夜。他对蒋介石说：“我就要去北京了，是否能活着回来还很难说，不管怎么说，我是去那里进行斗争。看了黄埔军校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我感到它能完成我的革命任务。

这样，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在孙中山启程北上之前，鲍罗廷曾邀请他去莫斯科访问。

孙中山就这件事征求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对此事的评价不高，他认为，与俄国人的合作是中国争取自由和独立所必须迈出的一步，但共产党总是抓住一些事情大作文章。如果孙中山去访问莫斯科，那么俄国人肯定会就此事散布一些有害的谣言。孙中山静静地听着，不加评论。

孙中山的健康在北上途中急剧恶化，终于在天津卧床不起，但他在新年前夕又挣扎着离开了病床。他到达北京后又碰到了挫折，亲日派根本就没有象孙中山所希望的那样拒绝签署那些不平等条约，他们已经与列强交换了对那些条约的外交承认。

由于伤心失望加上癌细胞已扩散到他身体的要害器官，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不但使他免于经历更大、更令人心酸的失望，而且，使他被追认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这个称号既得到了国民党的承认，也得到了共产党的承认。

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展开了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在开始的时候，蒋介石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

一方面，人们认为他大年轻了，他当时还不到40岁；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军人——而不是一个搞党务的人（尽管他是一个党员）。

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三人则是真正有实力的竞争者——孙中山对他们三人几乎都给予了同样的信任，此外，他们三人还有一个有利条件，他们都是广东人，这一条是蒋介石所欠缺的。人们都知道孙博士对他的广东同志较为偏心，他与大多数广东人一样，认为自己的同乡比其他省的人更聪明更富于革命性，那些不幸的外省人免不了在孙中山的背后议论说他不能摆脱“老乡观念”。

汪精卫后来由于在1937年——1945年中日战争期间与日本人合作而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恶名，他在日本人手下担任傀儡政府主席的职务，从此，他被冠以“汉奸”、“傀儡”之类的称呼。

但在20年代，汪精卫被公认为是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他曾在1910年试图刺杀清王朝的摄政王并因此而受到监禁，革命发生后他才重获自由，从此，他身上就笼罩着某种神圣的光环。在三个竞争者中，他是唯一一个陪孙博士北上的人。在孙中山弥留之际，由汪精卫负责起草了他的政治遗嘱，该遗嘱经孙中山修改后，于1925年2月20日被抄录下来。由于汪精卫后来背叛祖国，有些国民党人又试图对这份遗嘱提出疑问，但这份遗嘱只不过表达了孙中山希望自己的追随者要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这一愿望，它并没提谁是孙中山的继承人，怀疑汪精卫伪造了这份文件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在中国，年纪大的人比年轻人更受尊敬。汪精卫的一个不利之处在于他是三个竞争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他在公共场合总是强烈支持与俄国人进行合作。因此，人们认为他是个左派，但他从未明确表示过他有什么特别的原则。

廖仲恺则是一个更富有献身精神的左派，右翼的国民党人怀疑他是一个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尽管他们并没有掌握任何有力的证据），他曾受孙中山的派遣，到日本与苏联代表越飞就国民党与苏联合作一事进行过长达一个月的会谈。

第三个竞争者胡汉民是一个保守派。他对俄国人抱有很深的疑虑。胡汉民有着光荣的革命经历，因为他过去一直都在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他曾在香港编辑出版一份报纸并因此而闻名全国。胡汉民是一个学者，曾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

汪精卫也偶尔干过这工作。比起另外两个竞争者来，胡汉民还有一大优势，那就是，孙中山在启程前往北京之前，曾任命他为代理大元帅。

当时的竞争局面就是这样的。但蒋介石这匹黑马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当时还发生了两起流血事件，从而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当外国人得罪了中国人时，国民党总是能从中获益。这一次俄国人也成了受益者，因为这一次他们没有与帝国主义列强同流合污。

英国人把这两次发生的事称为“事件”，而中国人则称之为“渗案”，这牵涉到谁是受害者的问题。

第一件是“5月30日事件”（或者说是中国历史学家所称的“五卅惨案”），英国军官指挥各国巡捕向上海的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很多人。鲍罗廷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说：“我们没有制造五卅惨案，这是别人送上门来的礼物”。

第二件是“沙基惨案”（或者说“沙基事件”）。6月23日，一艘要停泊在广州英国租界旁边的法国炮舰向正在就“五卅惨案”举行示威的群众开炮，英国人则用机枪进行扫射，造成了很多入的伤亡。而大约在10天前，也就是6月12日，蒋介石刚刚从云南和广西军阀手中夺回了广州，粉碎了这两个地方的军阀企图利用孙中山的逝世而夺权的计划。

当时的广州明显地笼罩着一种对外国人既恨又怕的气氛，其中又混杂着一些胜利的喜悦情绪，因为这时国民党正要进行重新改组，它所控制的地盘也有所扩大。国民党的大元帅府也改称为“同民政府”，这样听起来就显得更正式一些了。所有忠于国民党的军队现在也改称为“国民革命军”。1925年7月1日，国民党选出了一个十六人的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和一个八人的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当上了这两个委员会的主席。在大多数人看来，汪精卫这时明显地被推上了孙中山的继承人的位置。

在军事委员会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蒋介石提出了他重新修改后的北伐计划，该计划要求把国民革命军分为七个军，并建立兵工厂和重工业。根据这个计划，广东政府每年四千万银元的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将被用于军事预算。

尽管汪精卫偏向左派，但他同时也为国民党右派所接受。

正因为他是左右两派都可接受的人物，才使得他在竞争中压倒了胡汉民和廖仲恺而夺得主席的宝座，尽管他比他们两人都年轻，胡汉民为左派所憎恶，而廖仲恺则得不到右派的信任。不过，这两人也都当选国民政府的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蒋介石也当选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清王朝被推翻后，谋杀和背叛在中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1925年8月25日，廖仲恺被人暗杀，毫无疑问，暗杀是右派分子策划的。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也是暗杀的策划者之一，此事令胡汉民十分难堪。

鲍罗廷认为胡汉民与此事也有牵连，由于胡毅生已经逃跑，因此，鲍罗廷要求惩罚胡汉民，但蒋介石和汪精卫都不相信这一指控。蒋介石还将胡汉民藏在自己的家里。不久后，胡汉民被有意派到苏联去执行一项特别使命，这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对他的一种奇怪的惩罚。由于此事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右派在党内的地位，一批右派离开广州，到上海或北方去另起炉灶。

此事使得汪精卫在党内的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蒋介石则紧随其后。但情况并不这么简单。军事部长许崇智当时是蒋介石的上级，尽管他不是一个积极的竞争者，但他的存在对蒋介石可能抱有的政治野心仍不失为一个障碍，在廖仲恺被暗杀后，国民党成立了一个处理军政事务的特别委员会，许、汪、蒋三人是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三巨头”。

接下来的是进一步的勾心斗角。人们后来发现，许崇智与被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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