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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人一辈子没能捞到一个像样的官做，只好混到伎馆行院的漂亮女孩子堆里，自称是“奉旨填词”。最后，连最善于考证的中国历史学家们，费尽心机，居然都考证不出这位成就卓著的大艺术家的生卒年代（7）。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仁宗皇帝毕竟还是缺少一点文化赞助者的雅量与幽默感，从而为后人所诟病。

仁宗皇帝对于王安石曾经相当欣赏，多次准备提拔他的官职，都被王安石谢绝了。这是导致王安石名声极盛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王安石一生中最重要的谜团。但是，当王安石以一位官声极佳的地方官，真的来到京城时，仁宗皇帝很有可能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其原因是很小的一件事情：有一次，仁宗皇帝在皇家宫苑里宴请一些臣子，当时，做了一个轻松的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自己到御池中去钓鱼，然后，由皇家的御厨用钓上来的鱼，做每个人想吃的菜。这肯定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提议，大家兴致勃勃地拿上鱼钩和鱼饵去钓鱼。只有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在一张台子前，在沉思中，一粒一粒地把眼前盛在金盘子里的球状鱼饵全部吃光。最后，在众人的一片惊讶声中，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虽然不知道吃的是什么。这使皇帝认定，此人是一个虚伪矫情的伪君子。皇帝的理由是：一个人可以不喜欢钓鱼，也可能会在漫不经心中错吃了几粒鱼饵；但他不可能稀里糊涂地吃掉整整一盘子鱼饵（8）。我们知道，西方文化史中，时常会记载一些哲人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时，作出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举动。对此，只能由每个人作出自己的判断。

仁宗皇帝在将王安石召回京城时，一个极大的可能是要委之以重任的。但是，在二人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其他不愉快的情况下，王安石事实上是被冷处理了。这从他精心撰写的“万言书”呈交皇帝后，便无声无息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其起因，很有可能就是这一次莫名其妙的“鱼饵”事件。

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有一次，王安石的朋友与王安石的夫人谈天，王夫人抱怨自己根本无法知道相公究竟喜欢吃什么菜。那位朋友认为很奇怪，他觉得王安石特别喜欢吃鹿肉丝。原因是，当天中午吃饭时，他亲眼看到王安石将一盘子鹿肉丝吃得干干净净。王夫人问道：“那盘鹿肉丝当时放在什么位置？”朋友回答说：“在王安石眼前。”王夫人说：“那么你们明天把鹿肉丝放得远一点试试。”第二天吃饭时，大家将鹿肉丝放得远了一点，将另外一盘菜摆在王安石眼前。结果，王安石将眼前的菜，吃得干干净净。饭后问起来，他根本不知道刚才的桌子上还有一盘鹿肉丝（9）。

在衣着上也大致如此。一次洗澡时，王安石的一个朋友用一件干净的衣袍，换走了王安石的脏衣服。想看看他如何反应。谁知，王安石根本不反应，穿上就是。人家问他穿的谁的衣服，他茫然不知衣服已经换过了（10）。

从这些事例判断，将此人的此类举止作为心理分析的对象，感觉上好像比作为道德批判或者价值批判的对象，来得更合适一些似的。

有些事情，颇能表现王安石的为人与私德：王安石的吴氏夫人是位胖太太，大约也不算美貌。有一次，她自说自话为丈夫置了一个小妾。可能是想给丈夫一个惊喜的意思，白天她对此事只字未提，晚上临睡时，才让这女子梳妆好了前来侍候。王安石大吃一惊，问来者所欲何为？就是说，他不知道一个美貌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半夜到他的房子里来是想干什么。女子将夫人的意思讲给安石听，安石相当严肃地仔细盘问起来。这女子告诉他：自己的丈夫将一船官麦沉船失却，倾家荡产后仍然不足以偿还官债，所以自己被丈夫卖掉好还债。安石问：“共卖得多少钱？”女子回答：“九百缗。”就是九百贯钱的意思。按照购买力折算，大约是今天不到二十万元人民币的样子。安石听后，命该女子回她自己房间安歇。第二天一早，立命将该女子丈夫找到，让他把自己的妻子领回去。并且不必退钱（11）。

王安石少好读书，而且“一过目终身不忘”。写文章时下笔如飞，初看似不经意，完成后，读者无不叹服其精妙。更兼此人口才了得，史书记载说：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据说，他经常能够在众多反对者面前，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自圆其说而令人哑口无言。最后，他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就是说，这是一个慷慨果敢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对自己非常自信，立志要改造这个世俗的世界。这种志向，可能是形成于他的青少年时期。有资料显示，安石虽然少有才名，但由于父亲一生只是一个中下级官吏，需要供养全家十口人，因此，家庭状况相当困窘。甚至在安石已经成年之后，大约十八、九岁时，还时常需要到山上采集野菜为食（12）。这种青春成长期反差较大的情形，可能对于我们了解此人特立独行的性情，会有所帮助。

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安石二十二岁。是年，他一举中进士高第，为第四名。此后一生为官，官居宰相高位前后凡八年，其间一度权势熏天，几乎可以主宰百官的荣辱予夺。但是，此人从未用此权力为自己及其亲族谋过私利；他对金钱也从不计较，据说，其宰相俸禄几乎已经变成公费，任凭亲友甚至同事花费。而且，该人一生少见私敌，所结怨者，大多是为了变法的缘故。因此，就连后世相当厌恶他的批评者，都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一个真诚、虔敬的洁身自好之士（13）。

用现代的眼光判断，这种带有强烈指向性的素质、能力和品格特征，特别适合成为某种艺术流派、社会运动特别是政治运动的领袖。

使安石享有极高声望与巨大知名度的，除了上述原因外，他在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中所形成的极佳官声，也是一个原因。而最重要的原因，大约莫过于他多次拒绝朝廷为他安排的肥美官职。

按照帝国的规定，凡是进士高第者，为官一任即三年后，即可以担任清要之馆职，包括昭文馆、史馆和集贤院，来到皇帝身边，成为为皇帝撰写诏令的翰林、知制诰等。很多宋代的高官都是由此通道快速升迁，甚至成为执政、宰相的。因此，被认为是仕途发达的最佳捷径。一般非进士高第者，则可望而不可及。王安石二十五岁即具备了入馆的资格，相当罕见，为人们所艳羡。安石却上书辞谢。他宁愿到一个边远小县去做一个县令。于是，从二十二岁中第开始，直到四十六岁位居显宦开始推行变法为止，他多次拒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对入朝为官并快速升迁的诱惑毫无所动，熟视无睹，基本上都是留在做具体工作或地方官的任上，从县令一级级地干到太守。其间，在每一个地方，全部政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员。而且，在此期间，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开办农民贷款法，也就是后来的青苗法的雏形；结果全部大获成功，使他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具有崇高官声与民望的地方官。

这二十多年时间，是王安石最神秘、最神奇的时间。他谢绝一次朝廷的美意，就导致他的声望升高一次，一次次的谢绝，最后就使得甚至从皇帝开始，到京城里的士大夫，到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遂成为此人一生最大的谜团。

如果说他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时间未免太长了些；如果说是韬光养晦，这份沉得住气的功夫真正罕见。

有一种看法认为：当时，朝堂上群星荟萃，德高望重者济济一堂，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曾公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等一大批人，会使王安石黯然失色，因此，他索性躲到地方坐以待时。此种看法，显然低估了王安石耀眼的才华与独特坚定的性格。以一介地方官吏，他尚且能够使自己的灿烂文名流布于天下，令四方学子仰慕，哪里会害怕到京城一展身手？

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当代学者认为，王安石属于那种只能当一把手的人。他宁为鸡头，不做豹尾，因此，遇事极难与人合作。从历史记载上看，他的同僚、属下和上级对此均颇有烦言。于是，他不愿过早地与那些树大根深的朝中大佬过招。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这种判断，或许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

但不管怎么说，此人相当自信，自信一旦时机来临，自己必可成就一番大事业。而且，事实上，他也在这二十年间，为自己今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一个极为坚固的基础。这则是不需要怀疑的。

公元1060年，即宋仁宗嘉佑五年，王安石终于在千呼万唤之中，接受了朝廷任命的一个官职：出任三司度支判官。这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官职，但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因为这个职位的职责所在，是整个帝国的财政收支与漕运。我们已经知道，三司是帝国中央主管全国财政大权的最高机关，其最高首长三司使的地位仅稍稍低于宰相与枢密使，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朝廷重臣。三司下面有三个部：盐铁、户部、度支。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兵器制造等；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酒等；度支则掌管财政收支和漕运等。三司使地位崇高，有“计相”之称；下设三个副使分管三部，而判官的责权，则大体相当于主持该部日常工作的秘书长，地位略低于副使。

此时，安石名满天下，被视为奇才。人们普遍认为，此公不同凡俗的特立独行之中，蕴藏了深不可测的才干与品行。用司马光的话说：“介甫——王安石字介甫，一人享有天下大名三十多年，才华横溢，学识渊博，淡泊名利，志向高远；不管认识不认识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介甫不当大任则罢，但凡身肩大任，则太平盛世指日可待，天下苍生都会承受他的恩泽。”（14）

此时，范仲淹已经去世，老一代名公巨卿举凡在世者，如文彦博、富弼、欧阳修、曾公亮等，对王安石均好评如潮。另一位元老重臣、一度为相的韩琦，此时大约正在为当年曾经错怪了这位少年才俊而懊悔与内疚。

此事发生在至少十五年前。当时，韩琦官居扬州太守，王安石刚刚高中进士后，被授予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一职，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扬州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科员之类。那时，王安石常常秉烛夜读，通宵达旦是为常事。每逢这时，他便在破晓时分，靠在椅子上稍息片刻，有时打个盹醒来，已然晚了。于是来不及洗漱，便匆匆赶去办公。韩琦一见之下，以为年轻人少年得意，时常彻夜纵情声色。于是，便谆谆劝导道：“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小伙子，趁着年轻，多读点书吧。不要自暴自弃。”显然这是好意。王安石未加辩解，只是在三年任期满了离职时，告诉自己的朋友说韩琦不赏识自己。后来，王安石的诗文声名鹊起，颇有成为一代文学巨擘的架势了，韩琦这才知道自己看走眼了。于是，愿意把他作为自己的老部下看待、加以提携。谁知，王安石不买账，并不借机拉近关系，始终与韩琦相当疏远。后来，在王安石的日记中，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对自己的这位老上司，评价极低：“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15）。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此人心气之高傲。很难想像这样一个人，会是一个汲汲于沽名钓誉之徒。

当此时，在各方面能够与王安石相抗衡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司马光。

但是，此时，就连司马光对王安石也是十分倾慕。或者毋宁说，二人是相互倾慕。

司马光比王安石大两岁，比王安石早四年考中进士，为进士甲科，当时只有十九岁多一点。在进士揭榜的闻喜宴上，别人都戴花，唯独他一人不戴；后来边上的人悄悄告诉他：天子所赐，不可不戴。他才勉强戴了一枝。司马光受人称道之处，还不在于他少年得中高第，而是在于，他是在已经受恩荫为官的情况下，再凭实力考出的前途。我们知道，古时官制，父祖为官时，朝廷会根据其官职，恩选不同人数的子孙直接做某个级别的官，称为恩荫。这个情形，至今可能还有遗存。它和我们前些年所知道的“接班”——父母提前退休，子女进入父母单位工作还不太一样，今日肯定应该列入腐朽糟粕之属。这是人们对司马光另眼相看的原因之一。

若论起成名时间，王安石就更加无法和司马光相比了。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当时，实际上已经被载入各种史料之中，为时人广为流传。

说起私德，司马光的一个故事恰好可以和王安石相媲美：司马光年轻时，居官通判，相当于某一个城市的副市长兼秘书长。由于妻子未能生育。太守夫人，也就是市长夫人选了一位有宜子之相的侍妾送给他。司马光对此人不理不睬。司马夫人以为是自己在跟前的缘故，于是，事先告诉那个侍姬，等自己离家之后，打扮好了，夜里直接去老爷房中侍候。届时，司马光看到出现在自己房中的女子后，正颜警告说：“夫人不在，你竟敢来此？速去！”随即令此女子离去（16）。

司马光历时二十五年撰写的《资治通鉴》，全部完成时，手稿装满两个房间。是中国历史上唯有《史记》，才能够与之比肩的最伟大的历史著作。

司马光与王安石二人曾经做过同事。当时，他们俩一起在包拯也就是著名的包公包青天手下，担任群牧司判官，包拯则是他们的顶头上司——群牧使。有一次，群牧司衙门里的牡丹花盛开，包公置酒赏花。司马光回忆说：自己素不喜酒，但是在包公劝酒时，还是勉力喝了几杯；介甫——王安石，也不喜酒，他不管包公如何劝，始终滴酒不沾，包公也拿他没有办法。司马光由此知道，王安石有多么倔头倔脑（17）。

关于与司马光之间的关系，王安石的说法是：与君实——司马光字君实，相处得既好，时日又久，只是对事情的看法每每不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常常各异。

司马光的看法则悲观得多：安石待我历来淡薄，我因为和他几次同事的缘故，私心里总有些眷眷的同僚情分。

不管怎样，这样两位道德文章堪称泰山北斗似的人物，最后毕竟决裂了。不但决裂，而且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形成了一场真正的悲剧。

对于大宋帝国来说，这个悲剧的意义特别现实地摆在眼前：在这两面大旗之下，整个帝国的士大夫阶级公开决裂为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由开始的主义之争、道义之争，迅速蜕化为权力之争。而伴随着权力的争夺，政治空气迅速恶化，政治道德不断堕落。两派政治力量全部丧失了理性与伦理的约束，飞快地向着黑暗的深渊坠落，然后，在肮脏的泥沼里，像野兽一样互相撕咬。直到帝国官场完全失去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帝国的上空充斥着邪恶的气息。最后，整个帝国便裹挟在这邪恶中，大踏步地走向无可挽回的崩溃。

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很难说，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常常被历史学家们忽略。

公元1067年，即宋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可能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英宗皇帝，在位不到四年就死去了。皇太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这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细节，发生在他做了皇帝之后。有一天，二十岁的年轻皇帝身穿全副戎装来看皇太后，那应该是相当英姿勃发的一种装束。皇太后果然很喜欢小皇帝的英武挺拔，但是，却告诫年轻的皇帝：“你如果能够永远不贪军功，就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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