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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梁落燕泥’这样的好句子吗?”王胄死的时候,炀帝又说道:“‘庭草无人随意绿 ’,这样的句子你再也写不出来了吧!”
这两个故事似乎让人看到了杨广妒贤忌能、阴狠恶毒的一面,但事实上应该并不是如此简单——看到人家已经倒了霉,再跟着说句风凉话倒是有的。因为薛道衡的死主要是因为他平时文人气太重,且出语尖刻,在政治上又和高颍是一伙,所以皇帝才不能容忍他;而王胄的死主要是受杨玄感的株连。
杨广对于书法、绘画、雕塑、音乐、歌舞等也都十分热爱,只是他倡导艺术的目的可能更多的还是为了粉饰太平,为了与自己辉煌的功业相映衬。当然,这起码的直接好处就是,让隋唐之际出现了很多的大书法家、大画家等,给大唐文化开了个好头。这一点还是不容否定的。
1、暴君并不等同于昏君
五、对于杨广最后的评价和定位
1、暴君并不等同于昏君
对于隋朝的迅速灭亡,人们总结出了很多的经验教训,其中就不乏指出杨广犯了一些战略失误的言论,尤其指出他不应该轻易丢弃关中,因为那里才是杨隋的真正龙兴之地,是府兵制(枪杆子)的根本维系所在。比如史学大师陈寅恪就说:“与夫隋炀帝远游江左,所以丧其邦;唐高祖速据关中,所以成帝业”。
不过,杨广的如意算盘大概是这样的:中原鼎沸之际,即使关中不保,他也可以保住东南半壁,乃至成为东晋第二。只是再以他后来的那种掩耳盗铃的消极态度看,他的失败也许是必然的,他实在经不起挫折,保得了关中一时,却未必保得了永久。
当然,大隋速亡的根本也许还在于其根基不牢:其立国不足四十载,统治者的仁义与威德都还不够不深入,但杨广已经急不可耐地放肆折腾开了。当时就有人已经看出了这一严重问题,这便是后来的大唐贤相房玄龄父子——老杨曾经带班子到泰山祭祀(不是封禅),当时天下皆以为将致太平,隋文帝将致尧舜。但时任监察御史的房彦谦却颇不以为然,他私下便对亲友说:“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而他的儿子房玄龄非常认同父亲的观点,他对父亲说道:“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不过这对父子在当时说出这番话来实在是有些危言耸听,因为未来大隋的发展走向还并不确定。
再具体到隋二世的杨广,有人认为他与法国的拿破仑很相象,两人都未接受《司马法》里的教训:“好虽大,好战必亡”。这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如果再从中国找出一个比较类似的人物,那可能就非金国皇帝完颜亮莫属了:完颜亮虽是个“蛮子”,但他的文才很好,也是通过阴谋登上帝位的;他抱负远大,一心想要灭亡南宋以统一中国,可惜由于操之过急反而激起了部下的哗变,以至被杀。
从此中我们也不难悟出,其实专制与*还是大为不同的,专制也可能带些“*性”,但*就是纯任帝王的权力意志了,而帝王的个人认识、能力又总是有限的,所以*往往没有好下场。如果说杨广的失败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教训的话,那就应该是:必须节制自己,不要那么任性,更不能自负。
杨广对于像陈叔宝这样的昏君是非常鄙夷的,而他的所作所为也不能将他划入昏君之流。他其实跟秦始皇一样,是个暴君的典型, “暴君与昏君的最大不同是,暴君并非都是无为之主,相反,倒可能是有为之主,是大英雄。暴君往往很有才能,不仅有雄才大略、治国英才,而且很有魄力,敢干别人不敢干,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没有特殊的才能,也难以荼毒生灵,搅动四海,*天下。正因为如此,昏君和暴君都祸国殃民,而暴君的危害性可能更大。”(袁刚《隋炀帝传》)这也许就是孔子所谓“过犹不及”论断的最好体现。
世界上常常会有这样的事,即你的努力却与结果背道而驰,这似乎有些悲哀。但这说明的是你做事的方法有问题,你首先应该检讨的正是自己做事的方式方法。
2、拨看云雾见“真相”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那个对于杨广的莫大讽刺,也就是那个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炀”字。
当然,这不可能是李家表哥的存心报复,这说到底还是由于帝王作为被不自觉的放大的结果。像老杨,虽然他作为一个创业之君还是基本合格的,但由于他本身所固有的一些瑕疵、毛病,所以使得他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无论其优点或缺点都将因此而无限地被放大,因为他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关乎着千万人的兴衰荣辱。
杨广自然也一样,只是他可能被放大的程度要远超其父,以至今人已经很难见出他的真实面目了。为此,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道:“今日我们要写隋炀帝的传记,事实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这题目曾下过一段功夫的Arthur Wright 就说过:‘(杨广)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
比如最明显明之处,就是关于杨广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这也是常常被人拿来大书特书的,以至“荒淫”倒反而成了杨广人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这实在是有些无奈,如果“隋鉴”可以仅于此的话,那么后世的圣贤之君会不知有多少。
在后世,杨广极度好色已近乎成了尽人皆知的事,连杜牧这种生性*之徒也禁不住写诗再三讽刺:“红霞一抹广陵春,定子当筵睡脸新。却笑丘墟隋炀帝,破家亡国为谁人?”(《隋苑》)“龙舟东下事成空,蔓草萋萋满故宫。亡国亡家为颜色,露桃犹自恨春风。”(《隋宫春》)好象这当皇帝的根本就是个无聊的西门庆。
当然杨广的例子也不是个案,完颜亮也受到了这样的待遇,比如在《三言》中就有一篇是专写他的“荒淫无道”的。还是我们的鲁迅先生讲了句公道话:“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可以很自由地贬斥异朝的人物。”
事实上,杨广是个大忙人,他哪有那么多时间沉溺在温柔乡里:自大业元年八月,他御龙舟首巡江都后,即“东行西幸,靡有定居”;他一向是最鄙夷南朝皇帝天性变态、倦于政务,以至“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就在杨广当政的14年间,他三下江都南巡,又北巡4次,西巡一次,还有亲征三次等。单单像西巡,一个来回就花了8个月。因此,他的大部分时间其实都不在京师,所以宋人叶适才说:“隋炀帝以巡游亡天下”。
也就像秦始皇、汉武帝一样,杨广巡行并不单纯是为了游玩。他也可以借机了解国情民俗,以方便自己统驭天下。可惜的是,他的后宫中豢养了那么多佳丽,他既没时间临幸,自然就苦了这些被幽闭深宫的女子,“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而隋宫中的女子可能更不幸,因为她们也许连皇帝的面都没见过,尤其是那些被安置在各处的离宫中的女子。既然寂寞难耐,所以《迷楼记》中就记载了一位因此而自杀的可怜女子。
这里还有一个相当奇怪的悖论,即:“杨广既然亡了国,那就说明他坏,他若不坏,又怎么会亡国呢?”哪是因哪是果,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的确让人不易琢磨。但有些事实还是不能被否定的,如黄仁宇所说:“所以传统作史者对隋炀帝杨广的种种斥责,虽说可能被一再渲染夸张,但也不是全部窜改事实,因为杨广有他被人攻击的弱点。”但他对于杨广也是不乏肯定的:“然则隋炀帝杨广,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这些长处,虽批判他的人也无法否认。”这应该可以作为他的盖棺之论吧,如果谁有心写作他的历史小说,而又不拘泥于他的私生活,那么其精彩程度还是不难想见的。
最后,还有一个需要大家注意的问题,即隋朝与唐朝的关系。其实隋唐本一家,并不是像以往人们理解的那样是尖锐对立的:李恪是李世民与杨妃的儿子,正因为他的不凡血统,所以他才很有资格成为李唐的第三代君主(《新唐书&;#8226;李恪传》);隋亡后,李家父子也没忘了给杨广报仇,李世民就清洗了那些江都的弑逆之臣,这一来是可能是标榜忠义,二来李杨血亲,打断骨头还是连着筋嘛。
主要参考书目:
1、袁刚《隋炀帝传》
2、韩昇《隋文帝传》
3、《南北朝文学史》
4、《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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