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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卫勃庭长实在是忍无可忍，制止道：“这扯得也太远了。克莱曼律师，你应该很清楚，你是站在国际军事法庭的面前，而这个法庭是审判前日本帝国的领导分子对人类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不料克莱曼却辩解说：“如果您同意的话，我认为，弄清楚日本学生的课程问题对审理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很重要。”庭长卫勃无奈地随口说道：“那就请继续发问吧。”克莱曼便继续向证人发问：“在这些学校里，有音乐、图画、手工、日本历史等课目吗？”这个问题引来了更大的笑声。庭长向证人说道：“证人，你不必回答这种问题。”克莱曼感觉到他精心准备的一连串所谓“问题”已经无法再继续提下去，便垂头丧气地对高坐在审判台上的法官们说：“我再也没有问题了。”

辩护团律师的放肆行为虽然经常遭到法庭的制止和驳斥，但是毕竟起到了拖延审判的作用，达到了他们的某些目的。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梅汝璈法官认为，这首先是因为当时美苏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柏林封锁”的危机似乎看不到解决的前景，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仿佛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与辩护律师都抱有幻想，以为国际阵营组合一旦发生变化，日本必然能够受到美国的重视，而战犯们或许还可以受到美军重用。其次则是因为东京审判的法庭采用了英美法系中规定的“国家律师制”，律师在法庭上享有与检察官同等的权利，而检察官也因此被称为“检方律师”。

正是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辩护律师有权直接质询证人，所以那些趾高气扬、有恃无恐的美国律师才会无孔不入、无隙不乘地信口雌黄，甚至能从询问证人是否犯过罪、是否系精神病人，一直问到是否患有性病，而其惟一的目的就在于使检察方面提供的证人名誉扫地，无法正常地向法庭陈述证言。这种做法不仅浪费了时间、拖延了进度，而且给了被告们以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机会，他们利用这难得的机会“慷慨”而冗长地陈述，在法庭上公开宣传日本帝国主义当年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种种荒谬“理论”。

梅汝璈早年留学美国攻读法学4年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对英美法系的程序规定再熟悉不过了，被告律师的捣乱本来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对于法庭上发生的情况，梅汝璈仍然愤恨难忍。在法庭休庭的日子里，梅汝璈回国述职，他特意在国内买了一尊瓷质的大肚弥勒佛带回日本，为的是在经过了五六个小时的庭审回到帝国饭店时，弥勒佛的笑脸能使自己的怒气稍稍平息一点。“我就不信，孙悟空能跳出如来佛的手心。天网恢恢，正义永在！”梅汝璈常常这样自言自语激励自己。

6．中国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仪（1）

◆　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田中隆吉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方手中的第一张牌，在伪满阶段的审理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到了1946年8月，中国人亮出了自己手中最精彩的一张王牌，这张王牌就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

1945年8月，当溥仪听到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后，草草地宣读了一个“退位诏书”。1945年8月19日，溥仪乘飞机在沈阳降落，准备换乘日本政府为他提供的飞机逃往日本，恰好被刚刚占领沈阳机场的苏联伞兵部队抓获。这是极具戏剧性的一幕。随后，溥仪被苏军押往苏联赤塔。

一个月后，溥仪等人被转送到苏联伯力看守所。对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方面来说，举证日本阴谋分裂中国的罪行，再也没有比溥仪更有力的人选了。溥仪对日本人又怕又恨，他既是中国最后王朝覆灭的见证者，又是日本军国主义手中玩弄的傀儡。

为了进一步证明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搞清伪满等问题，国际检察局通过苏联在东京法庭的检察官，将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传唤到庭，当面作证。

溥仪从苏联红军的俘虏营中押解到东京后，中国检察官和国际检察局的美国检察人员一起，两次找溥仪谈话核实情况。当时的溥仪与电视剧中中年的溥仪比较像，一与人见面就主动握手，口称“同志”。溥仪当时胆小，对被押解到国际法庭作证忐忑不安，特别害怕见到中国人。为了取消其顾虑，中国检察官向溥仪说明，他是作为证人来东京的，鼓励他大胆地、实事求是地出庭作证。

1946年8月16日，溥仪第一次出现在法庭上。日本的《朝日新闻》把溥仪的出庭说成是东京审判中“一个划时代的日子”，一个曾经的清朝末代皇帝要在军事审判中出庭作证，这在审判史上是空前的。溥仪的出现，在东京引起轰动。

由于溥仪出庭的消息事先就传开了，人们争着来看，所以这天的法庭便显得极为拥挤：前台为贵宾保留的座位平常总是稀疏冷落的，今天却已人满为患，而坐在第一排的又几乎都是苏联人；记者席上则早已坐满了各种肤色的手持摄影机和记录簿的记者；特别是台阶上边的旁听席，简直是拥挤不堪。

上午11点25分，卫勃传证人到庭。这时法庭执行官维恩米特引导着瘦而高的溥仪步入法庭，缓缓地走向证人台。整个法庭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投向这位新证人。溥仪身穿一套浅蓝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因为没有戴帽子，可以看到他那满头厚厚的头发，其中有一绺垂在宽阔的前额上。通常护送证人的都是一个宪兵，但溥仪出庭始终有两个美国宪兵和一个苏联军官站在他的身后。

当不失当年风度的溥仪刚刚站到证人台上，数十名早已瞄准了他的摄影记者便纷纷按动快门，发出一片爆豆般的响声。在法庭宣誓之后，溥仪开始用稍微有点嘎声的北京话，回答季南检察长的亲自讯问。根据季南检察长请他介绍一下自己经历的要求，溥仪开始陈述自己的经历。那些富有传奇色彩的篇章，自然构成一篇动人的故事。他以低沉的音调款款而谈：

“我1906年出生于北京，名叫溥仪。依满洲习惯在名字之前另加爱新觉罗四字。1909年登上清朝的帝位。”

由于溥仪发言的时候总是作稍微低头之态，而他的目光则从近视镜的玳瑁镜框旁边窥视他自己随身带来的黑色笔记本。对此，曾有一位美国辩护律师提出异议，于是卫勃审判长宣布：“不经法庭许可，即使写了备忘录也不许看！”溥仪立即申辩说：“因为年月日等记不住，回答这些需要看看备忘录。我的本子上写的是中国字。”

卫勃微笑着说：“不要紧，我们的同事中有一位精通中文的法官，他能辨认你到底写的是什么东西。”

溥仪的小本子被拿到审判席上，梅汝璈仔细看了看，发现上面就是几个数字，如“我的生日1906”，“我第一次登基”，“辛亥革命1911”等等。梅汝璈对此做了说明，卫勃庭长表示法庭不反对。

溥仪接着说：“1911年，国内发生了革命，一个伟大的人物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推翻了腐败的满清政府，这是一次非常进步的运动。当年12月中华民国成立，与此同时我便退了位。”

溥仪用词的时髦一时成为当时报纸上议论的话题，比如他管孙中山叫“伟大的人物”，用“腐败”形容清政府，说中国革命是“非常进步的运动”，这一切都成为当时报纸上的奇特新闻。

◆　出关之谜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政府就提出，必须把东三省从中国剥离出去，建立一个包括内蒙古在内的傀儡政权。他们推出了一个重量级人物：已经被废黜的清帝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但是，在伪“满洲国”的问题上，当时法庭争论很激烈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溥仪主动与日勾结寻求保护，还是日本想利用溥仪来进一步侵略中国呢？溥仪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了日本如何炮制“满洲国”，如何利用他这个清代废帝为傀儡侵略和统治东北。溥仪承认，他自己从未拥有真正的权力，伪满政权完全“由驻满洲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掌管，“任何时候任何敕令都不是我亲自发布的”。他的长篇证词成为日本侵略和掠夺中国东北的有力证据。

6．中国人手中的王牌：“皇帝”溥仪（2）

当溥仪讲述了他被逐出皇宫、来到天津的经过之后，法庭开始对他如何离开天津进入东北这个关键问题进行讯问。季南问道：你是怎样离开天津到东北去的？是胁迫还是自愿？

溥仪异常小心地说，是受到了日本人威胁。由于有所顾忌，溥仪在法庭上坚持认为自己是被日本人绑架的受害者。他异常警惕地讲了下面这段话：“当时在天津相继发生了种种奇怪而危险的事情。有一天，有人借中国人的名义，送来一筐水果。打开一看，原来里边装的是炸弹。不久，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将军来了，他说在天津住很危险，劝我到旅顺去。实际是强制前往，我不得以才去的。在天津，我和家属住在一起，到旅顺去，同行的人只有郑孝胥父子，家属等直到后来才到达旅顺。”

当溥仪谈到在旅顺与关东军上校参谋坂垣征四郎会面的时候，季南检察长发出一系列的讯问：“坂垣上校对你讲了什么？”

溥仪说：“大概谈了两个半钟头。他说：‘东三省的张学良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权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

其实，早在1930年，坂垣就主张驱逐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他亲自向溥仪提出“新国家”的名称可以叫“满洲国”，“首都”设在长春。他从皮包中拿出日本人炮制好的《满蒙人民宣言书》和“满洲国”国旗图案。“满洲国”从一开始就完全受日本的支配。据此，国际法庭查明：在“九一八事变”中，身为日本陆军省大臣的坂垣征四郎扮演了重要角色，批准了对中国兵营和沈阳的进攻，并且负责实际指挥。“九一八”后不到两个月，根据坂垣的命令，土肥原去天津，假装应“民众的要求”，把溥仪带到了东北。

季南问：“这是坂垣自己的主张，还是他奉了上司的命令？”

溥仪说：“他是遵照本庄司令官的命令和我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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