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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当自己的伊甸园成为一片屠宰场时，我们不知道诗人的心里有何作想。也许这血淋淋的报复正是乌托邦王国的铁的逻辑。为了捍卫理想的纯洁性和坚定性，哪怕牺牲再多的生灵也在所不惜，生命算得了什么东西，比较起诗意的终极性价值，简直微不足道。在顾城的理念中，他已经等同于整个世界，他的意志具有绝对的意义，世界的一切必须为他而存在，为他所创造、所追求的理想而存在。

不过，要维持想象中的世界纯洁性，除了用暴力之外，还能指望什么更可靠的工具呢？有人认为顾城有“斧子情结”。的确，木匠出身的诗人最大的癖好是将家里的利斧磨得光光的，最乐此不疲的是替朋友们磨快钝刀。最令人惊奇的是顾城送给谢烨的定婚礼物是一把匕首，这既暗示了两人关系的某种性质和谢的宿命式悲剧，也颇能说明诗人的理想王国除了教主本身的魅力之外，还要靠什么得以维系。

事实上，任何乌托邦只有当其以纯精神的形态存在时，才是美好又富于诗意的。一旦它的发明者突然异想天开地要将之付诸实践，多半要伴之以血腥的暴力。道理很简单，在那个乌托邦王国里，只能有一种意志，这就是教主的意志，其余所有的生命只有为其奉献时才能显示出存在的价值。而教主的逻辑用韦伯的说法是只有信念伦理，而决无责任伦理；他只对自己坚定不移的信念负责，至于别的什么不过是奔向那个宏伟目标途中可以随便践踏的小草而已。

要维持这样的乌托邦王国，自我封闭、离群索居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前提。顾城出走异国他乡如今看来并非偶然，他只有摆脱一直纠缠他的熟悉母语、远离像他一样的黄皮肤、黑头发的同胞才得以确立自我的中心。在那个语言不通的海岛上，拒绝说英语的诗人以他神秘的微笑与世俗隔开了一道不透明的铁幕。凭借这道铁幕，给外界不明真相的人们以一种诗意般的想象空间。

不仅教主有必要保持与世隔绝，而且他的臣民们也应如此这般行事。我们看到，顾城与谢烨的最初裂痕就是由此发端。对此小说《英儿》有清楚的交代：“顾城的理想是要摒弃一切社会生活，甚至更进一步，要把桃花源化为太虚幻境。而他的妻子则在现实的绝壁面前，感到应当还是过一种比较正常的生活。她不顾丈夫的反对，开始与人交往，……顾城却感到他正在滑向社会的途中，他把理想寄托在一直与他通信的英儿身上。”英儿来了。诗人王国的危机因为出现了浪漫的妻妾和睦局面而暂告缓和。但是顾城所惧怕的依然是英儿与外界的交往。尤其是那个充满了世俗情欲的洋“老头”，更令诗人感到一种棋逢对手般的威胁。最后，英儿果然背叛了顾城，随“老头”私奔而去。

书中的顾城决定自绝。这的确是对诗人的毁灭性一击。这不是简单的情场失意，而是乌托邦王国在世俗社会面前耻辱的“滑铁卢”。诗人的魅力竟然抵不上一个俗不可耐的洋“老头”，这一“信念危机”摧毁了顾城的所有自信，他的全部赖以生存的根基。既然精神已经遭受重创，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顾城：在诗意与残忍之间（3）

至于现实中的顾城还能活下去，肯定与谢烨的支撑有关。谢成了他存在理由的唯一依据。诗人需要隐居般的生活，但他不可以没有信徒，如果谢也背叛了他，那么就像当初诗人杀鸡一样，必须玉石俱焚，用鲜血和生命来缝合乌托邦王国的破裂，奠祭诗人的纯洁信念。

于是，悲剧按照它自身的逻辑走向了终幕。为生活所迫，谢烨与顾城准备假离婚，恰在这时，谢的追求者“大鱼”来到了海岛。在神经错乱的顾城脑海中，出现了最后一个叛徒的影像，摇摇欲坠的诗人王国轰然倒塌。为捍卫乌托邦理想的纯洁和尊严，为维系“太虚幻境”的绝对秩序，诗人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利斧。

三、最后的理想主义者

在这幕悲剧中，最令人洒一掬同情之泪的不是顾城，而是那个善良温柔的谢烨。然而，她在里面究竟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呢，仅仅是受害者么？

从留下的遗作来看，谢烨也是一个童心未泯的才女，她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她与顾城一样，心里充溢着各种各样美丽的幻想。她是诗人的崇拜者，她没法摆脱诗意世界“奇里斯玛”（charisma）魅力的诱惑。

在生前，顾谢被世人视为一对诗坛的金童玉女。但她与他之间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情人或伴侣的关系，显然，两人在精神和权力上是极其不平等的，他是她的精神主宰和教主，而她不过是他的追随者和仰慕者。

谢烨留给我的更多的是女圣徒的形象。当她的教主走火入魔时，她也跟着赴汤蹈火。没有她的理解和帮助，很难设想缺乏起码生活能力的诗人能够实践那些匪夷所思的幻想。《英儿》中透出的奇妙的三人世界，按常理而言谢的处境是最尴尬的，但谢却是“太虚幻境”的积极策划者和实行人。为了诗人，她几乎奉献出了一切，先是为妻的尊严，再是作为母亲的权利，最后是一己之自然生命。

不过，谢烨又并非单纯愚昧之辈。比较起不食人间烟火、终日沉浸在形而上意境的顾城，她仍然充满着世俗的理性。诗人完整地生活在彼岸世界里，而谢烨却是分裂的，她的一半追随顾城而去，另一半依然羁留在此岸世界。一个分裂的人格多半是痛苦的，谢烨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将它统一起来，“用正常的方法，过异常的日子”。但正因为她的尘根未尽，引起了诗人的不满，构成了两人的尖锐冲突。

以谢烨的聪明未必看不明白诗人乌托邦之梦的虚妄。她在给母亲最后一封家书中说：“恨死了顾城的伟大……假如为了小木耳，任何事业对我都是可笑的。”她还对王安忆讲过：“在现代社会里要过原始生活是很奢侈的，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王不解地问她：“那么你是为了爱情？”谢低沉地回答：“这是命运。”

千万不要把谢烨的思想层面低估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现代祥林嫂。如果说最初的她对顾城还抱有少女般的浪漫激情的话，那么我相信随着日子的推移她比谁都看透诗人的所有弱点和负面。如果说她像英儿一般信奉实用主义的话，也许早就弃顾城而去。但她偏偏是一个执拗的理想主义者，她的人生是为美丽的乌托邦而生存的，在她的生命之中，她不能没有理想，否则活着就失去了意义。像她这般年龄的人，从懂事的时候起所受的就是理想主义教育，但恰恰生于末世运偏消，没有赶上那个理想主义的时代。但她依然想在一个世俗的时代里重温诗意的旧梦。命运的安排让她遇上了顾城，他成了她梦想的人格承担者。尽管她可以看透承担者的虚妄，甚至也悟出理想原本的虚妄，但她却没法改变自己作为理想主义者的人生。正像吴宓当年清楚地知道“道德理想功业，无非幻象”，但仍然要“利用此幻象”维系信仰一样，谢烨也必须忠实于自己的理想，为理想殉身。这，就是谢烨自称的“命运”。爱情可以破灭，但命运却是永恒的，一旦将痛苦归结为命运，也就一切坦然了。

于是她与顾城一起在小岛上编织了那团理想主义的神话，她是远非自愿的，却是十分自觉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最后她成为神话的牺牲品，未尝不是自觉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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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在诗意与残忍之间（4）

王晓玉在《我为谢烨一哭》中写道：“从她遭到那要命的一斧头，到还剩一口气被人发现，再到一个半小时后不治身亡，她大不幸地苟延残喘了许久。死，已非她所愿；苟延残喘，更使她非但不得不细细领受肉体上的折磨，而且要加倍地品味那因为临死前的大彻大悟而不能不正视的事实所带给她的的心灵上的痛苦。”谢烨已离世人远去，我们已无法猜度死者弥留时的心思。也许如王晓玉所说的梦醒之后晚到的彻悟，也许她依然在梦中，为终于殉了那份理想而自慰。暂且撇开价值评价，从人道角度出发，我宁愿是后者，这样也可以多少减轻死者临终前的痛楚。

这是中国最后一代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尽管是以那样一种极端的形式演给我们看。在今天这样一个物欲横行、精神失落的时代里，它的意味是异常复杂的。我们需要精神的乌托邦，以显示人类文明自我批判和超越精神的永恒价值。但我们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免将这种精神的乌托邦直接还原为现实，以诗意的世界去整合世俗的世界。诗意与残忍，仅仅只有一步之遥，类似的乌托邦悲剧我们已经看到得太多太多：法国的大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美国的“人民圣殿教”……这次不过是在一个孤独的小岛上、一个孤独的诗人那里重演了一遍而已。悲剧的语境不一、角色不同，但性质却总那么似曾相识。

诗的魅力是永恒的，但万万离不得这个远不美好的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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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另一种理想主义（1）

这就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一种个人的、开放的、宽容的、注重过程的、充满爱心的理想主义。它以虚无为背景，又超越了虚无，它是人生悲剧中的微笑，荒谬命运中的浪漫，俗世社会中的精神乌托邦。

一个世俗社会的来临，总是伴随着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个人如何获得生命的意义，重建人文关怀以及坚守理想主义的立场，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关切的中心问题。从人文精神的讨论，到“二王”（王蒙与王彬彬）和“二张”（张承志与张炜）之争，人文精神、理想主义、精神家园一直是争论的关键词。作为高擎理想主义旗帜的坚定旗手，张承志和张炜因为其激烈的反抗世俗立场几乎吸引了公众的所有视线，而那些更具思想价值和建设意义的人物却落入了被忽略的寂寞命运。而历史的经验经常提醒我们，在一场万众瞩目的文化思潮中，浮在表面的、风头最劲的，有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思想泡沫，而在波涛下面的沉静之处，倒常常可以发掘到跨越时代的精神金矿。

史铁生，就是这样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人物。

他一度被列入所谓“抵抗投降”者的行列，但这不啻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史铁生的姿态与其说是抗议的、批判的，不如说是沉思的、建设的。在理想主义重建的意义上，史铁生留给我们的，是比张承志、张炜多得多的东西。

从年龄来说，1951年出生的史铁生属于红卫兵一代。这是理想主义的一代人，他们后来的许多行为都可以在青春时代找到早年的踪迹。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代人对自己青春期的幼稚、冲动和迷惘有过痛心疾首的忏悔，但尚未来得及进行更深入的历史清算和理性反思，到90年代初，面对市场经济的汹涌浪潮和信仰虚无主义的泛起，张承志等一批老红卫兵就再度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帜，匆匆上阵应战。应战的姿态是悲壮的，但所用的武器却是那样的陈旧，几乎只是60年代青春期的翻版，以至于缺乏足够的思想魅力和现代价值吸引新一代的年轻人。人们敬佩的只是张承志的血性人格，但对他与张炜那种偏激的、红卫兵式的道德理想主义或多或少持有某种保留的意见。

在红卫兵一代中，史铁生也许是极少数能够超越自身、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他与张承志同样至今仍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但与前者不同的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不再以群体为本位，而代之以明确的个人立场；生命的意义不再与历史的或形而上的终极目标发生关联，而是对虚无困境的战胜和超越；他的理想主义也不再是咄咄逼人的、侵略性的，而是温和的、宽容的、充满爱心的。

当种种政治乌托邦、道德理想主义在人间播种下始料不及的罪恶以后，信仰上的虚无主义开始在青年一代中蔓延。虚无主义对理想主义的挑战，逼得我们在重建个人信仰的时候，必须回应这样的问题：如何避免理想的乌托邦在实践的过程中再次破灭，再次陷入虚无的循环？张承志、张炜在重构自己的理想主义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对抗虚无，却绕开了虚无所提出的问题，仍然将理想实有化，将信仰同一种历史的或形而上的具体目标相联系。在建构信仰的方式上，他们仍然是传统的。这样一种重建，并不能彻底战胜虚无主义，也无法为新生代提供重建信仰的示范。

史铁生就不同了，他所重构的理想主义整体上超越了红卫兵一代的思想局限，回应了虚无主义的尖锐挑战。这种回应说来也很简单，首先是承认虚无，随后超越它，战胜它，在信仰的废墟上重建理想，获得生命的意义。

一种脱胎换骨的人生转变，往往肇始于一个偶然的事件。如果没有21岁时骤然降临的双腿瘫痪，我们很难设想史铁生能够比同时代人跨越得更远。生理的残缺使得生命的意义发生了问题，是生，还是死？只有当人被逼到考虑生死的时刻，才有可能在精神上获得新生。加缪说过：“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这种纯粹个人性的精神危机，要比那些群体性的精神危机真切得多，也更有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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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另一种理想主义（2）

在深刻的绝望之中，史铁生发现生命的偶然和苦难的无常。残缺和苦难，就像人的出生一样，都是偶然的，无法自我把握的。人的命运被偶然之网所笼罩，人生充满了荒诞感和虚无感。在当代中国作家之中，史铁生是最具荒诞感的作家之一，这使得他与自己的同代人有了某种精神距离，而与新的一代发生了思想接榫。

史铁生感到，人有三种根本的困境：一是孤独，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二是痛苦，人生来有无穷的欲望，而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欲望的能力；三是恐惧，人生来不想死，但总是要走向死亡。这些困境是永恒的，无法克服的，它们构成了虚无感的人生背景。每一种困境都意味着生命的残缺，人生注定是残缺的、荒谬的和不圆满的，即使我们人为地进行好运设计，最后也会沮丧地发现它并不存在。

在阅读史铁生的时候，常常会使我们想到加缪。加缪认为荒谬是人与世界之间联系的唯一纽带，荒谬是不可能被消除的，人只能带着裂痕生活。但是人必须超越荒谬，在荒谬的生活中获得意义。史铁生也是这样。他意识到人生的困境和残缺，却将它们视作获得生命意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没有孤独，爱就失去了意义；如果没有欲望的痛苦，就得不到实现欲望的欢乐；如果人永远不死，那么人生就像波伏娃的名著《人皆有死》中那个死不了的福斯卡那样，变得乏味透顶。生命的残缺，人生的虚无状态，反而为人战胜自己、超越困境和证明存在的意义敞开了可能性空间。

人的生存是荒谬的，没有任何理由的，但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看来，必须赋予它以意义，必须有东西证明它的意义。“只有人才把怎样活着看得比活着本身更要紧，只有人在顽固地追问并要求着生存的意义”。对生存意义的追问，是人文精神的骨髓所在，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人必须选择一种东西作为生存意义的证明。史铁生选择的是写作。但是，写作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如果作为一种生存的目的，作为一种具体的、功利的目标，那么人就会被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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