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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3页）

令李德裕想不到的是，李宗闵事后却反悔了，他听从了给事中杨虞卿的反对意见，不再推荐李德裕任御史大夫。结果，李宗闵和李德裕相争如故，仇怨更深。

后来，李德裕担任了宰相，他仇恨发作，对李宗闵及其同党大肆报复，李宗闵终于被贬，他的同党也被驱逐一空。

【原文】

苛法无功，情柔堪毕焉。

【译文】

严苛的刑法不能达到目的，情感安抚可以完成此事。

【释评】

夺人心志离不开严刑峻法，但一味依赖它，也是无法让所有人都服帖的。同时，它的负作用十分强烈，表面上的安静终会被深处的愤恨所冲破。动之以情，用温和的手段征服人心，这是智者的首选之术，它能化解最因执者的戾气，而让所有人都乐于接受。只要能达到心愿，不讲方法可以，但这却决不是远虑者所为了。

【事典】纳谏的唐高宗

唐高宗李治即位之初，他召见大理卿唐临，询问在狱囚犯的事。唐临一一作答，深合唐高宗的心意，唐高宗告诫说，

“国之要，在于刑法，法急则人残，法宽则失罪。务令折中，方合朕意。”

一次，唐高宗亲自验问死囚，令他吃惊的足，唐临前任所断的案子，其人多数喊冤，而唐临所断者则无人叫屈。唐高宗为此把唐临召来，问他说：

“你判人死罪，人却小怪，你有何心得秘诀吗？”

唐临如实说：

“依法办事，还要讲究人情，臣不搞逼供，诱之以理，对其尊重，罪犯无冤，亦无怨，自会无失了。”

唐高宗深受启发，慨叹说：

“严刑峻法不能滥施，用心安抚，连死囚都不生怨言，这才是治人夺心之本啊。朕若以之治国，定有助益。”

唐高宗于是提升唐临为御史大夫，后又升他为刑部尚书。

一次，左武侯属官卢文操偷盗库财，李治闻知大怒，以其监守自盗，定其死罪。谏议大夫萧钩为此谏曰：

“卢文操罪不致死，若陛下杀之，天下人就会认为陛下重货轻法，任喜怒杀人，这对陛下不利，于治世更为不利。”

李治怒气更盛，他说：

“法律严苛，人才畏之，不敢有违，放过卢文操，于朝廷大不利多矣，你何敢为—罪者辩解？”

萧钧不紧不慢地开导说：

“人若怕死，本该无人犯罪，奈何罪者不减呢？何况死罪痛苦只存一时，人又有侥幸之心，所以说重法不能依靠，还应宽恕为手，抚慰人心。罪犯是杀不完的，而以情感人却可让人自知收敛，这样人人自律，岂不比杀人招怨更能安定天下吗？”

唐高宗渐渐心态平和，他下诏赦免了卢文操的死罪。

仪凤元年（676年）九月，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因误斫昭陵柏树，李治要治其死罪。时为大理丞的狄仁杰为此上奏说：

“陛下若囚昭陵一株柏而杀二将军，千载之后，世人当如何评议陛下呢？让天下倾服，决不是滥杀可以做到的；让世人尽力，也决不能靠威逼来完成。陛下若用情于人，示人怜悯，天下感恩，报效者自死心卖命，这远比苛法要可靠多了，陛下不必舍本逐末。”

李治怒气减半，仍不肯下诏赦免权善才和范怀义，他对皇太子说：

“杀人立威，非因罪也。臣子若藐视君主，必有大乱将生。狄仁杰所言不差，但他岂知为君者的治世之道？”

皇太子劝谏说：

“乱世当用重典，然情亦不可废，何况如今盛世乎？父皇为一代明主，决不可留下滥杀之名。他们二将死里逃生，定会感激陛下，二将日后为国效力，难道父皇不希望如此吗？”

李治立时大悟，权善才与范怀义这才免死，李治的纳谏仁厚也为人称道。

【原文】

治人者必人治也，治非善哉。

【译文】

惩处他人的人一定会为他人所惩处，惩处并不是好的方法。

【释评】

一味整治别人的人，自食其果的事屡见不鲜；和天下人结怨，自己便没有了退路。让人屈服不如让人敬服，用大棒建立的威严一日便可崩塌。真正的智者不会把心思和精力全用在征服别人之上，他们更不会相信“征服”这回事。他们看似毫无用心的平淡交接，毫无所指，却能使任何人都心生感动，向之靠拢。这种凝聚力是无形的，也是最牢固的，它使所用的机巧都不攻白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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