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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部分（第1页）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宗融夫妇回国，马宗融在复旦大学任教，罗淑在上海郊区南翔立达学院教书。1936年3月，罗淑夫妇去看望巴金，巴金与他们谈起法文翻译的事，问他们能否译些法文著作？得到允诺后，巴金就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何为》（今译《怎么办》）法文本给他们翻译。一个多月后，罗淑就将她的译稿交给巴金，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一年的9月，罗淑给巴金送来她写的小说《生*》。巴金本来就很重视培养作者，见到文学新人无不大力扶持。如今这位同乡创作了小说，非常高兴，给她提了些修改意见，鼓励她继续写作。还给她取了个“罗淑”的笔名，将这篇《生*》交给靳以发表在《文季月刊》1936年的9月号上。

《生*》问世后，引起了读者的广泛注意，朋友们都鼓励她继续写作，罗淑又发表了《刘嫂》、《橘子》和《井工》等小说。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马宗融应聘到四川任教，此时罗淑身怀六甲，行动不便，与女儿留在上海。可是不久“八一三”淞沪战争打响，罗淑在上海很不安全。巴金让他的弟弟给罗淑买了船票，送罗淑母女前往成都。到成都后，罗淑于1938年2月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少弥，却因产褥热不治而辞世。

噩耗传来，巴金非常悲痛。为了纪念罗淑，巴金将罗淑的作品编辑出版了《生*》、《鱼儿坳》、《地上的一角》等三本创作集。还亲自为这些集子写了编后记。

罗淑逝世不几年，她的丈夫马宗融也病逝了，留下一对孤儿孤女。巴金和萧珊就将罗淑的一双儿女接到家里抚养，一直供养他们大学毕业。至今这对姐弟如同巴金的亲生儿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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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乡党情怀：巴金与艾芜

被称作“流浪文学之父”的艾芜是四川新都县人，与巴金的故乡成都相邻。或许是这种乡党的关系，巴金也像关心罗淑那样很关心艾芜。

艾芜，原名汤道耕，与巴金同龄，都是生于1904年。在成都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受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的影响，对文学产生兴趣。后因反抗旧式包办婚姻而出走，在云南、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地流浪了五年。期间，他在红十字会医院里做勤杂工；也曾流落仰光街头，乞讨度日，饱尝人间辛苦，得到了真正的底层经历和体验。这种艰辛的人生经历，锤炼了他的意志，也使他从最底层的“野蛮人”身上发现了人性的至善与至美。

后来，他从厦门来到上海，为了生计，开始以自己的流浪生涯为题材创作小说，并于1935年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小说《南行记》。这部流浪汉小说为当时的文坛带来一股清新气息，艾芜因此成名。两人也开始了持续几十年的交往。

抗战爆发后，艾芜从武汉流亡到桂林，在1938年11月成立“文协”桂林分会时，艾芜与从广州来到桂林的巴金同时都被选举为该分会理事。第二年的三四月间，巴金与萧珊离开桂林返回上海，并着手编辑艾芜的短篇小说集《逃荒》。他为这本集子写了篇《后记》。巴金写道：“在这时候我们需要读自己人写的东西，不仅因为那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写成的，而且因为那里面闪耀着我们的灵魂，贯穿着我们的爱憎。不管是一鳞一爪，不管是新与旧，读着这样的文章会使我们永远做一个中国人：一个正直的中国人。”

此后的几十年间，巴金与艾芜分居两地，相聚的机会不多，但彼此的心是相通的。1950年代初期，艾芜深入鞍钢体验生活，创作了长篇小说《百炼成钢》。出于他与巴金的友谊，他将这部小说交给巴金主编的《收获》首发。1980年4月，由巴金担任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艾芜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在出访期间，他们有机会相处了两周的时间，这对于这对老朋友来说，极为珍贵。

1987年秋天巴金回故乡成都时，事先约定不参加任何会议和座谈，也不接受记者采访，只想与老朋友聚一聚。他见到了沙汀、艾芜与马识途等老朋友。几天后的中秋节，巴金还特意到艾芜的老家新都县去赏桂花。当时，这几位老朋友已都是耄耋之年，但是老朋友相聚，兴致很高，精神也很好，都认为这是极为难得的会见。

1992年艾芜以88岁高龄仙逝，巴金得知噩耗，立即让女儿给四川发了唁电。这是艾芜家属收到的第一份唁电，以感人肺腑的朴素语言述说了两位老人的淳朴友谊和对亡友的沉痛悼念。后来四川新都县决定为艾芜建造墓园时，特请巴金题写了墓碑：“艾芜之墓”。如今巴金的手迹已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

若无觐庄，定无《尝试集》：胡适与梅光迪

梅光迪，字迪生，又字觐庄，安徽宣城人。宣城与胡适的家乡绩溪古时都属于宣城郡，在外常以同乡相称。他们留学美国之前，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梅光迪在复旦公学读书。当时与梅光迪同宿舍的胡绍庭是胡适的宗兄，两人因此于1909年相识，彼此印象极好。

1910年夏天，两人相约参加庚子赔款留美考试，胡适顺利通过，当年即赴美留学。梅光迪则等到第二年才通过考试，也来到美国西北大学深造。两人虽不同校，但信件往返，一样畅谈国家大事。他们彼此赏识，相互赞佩。梅光迪对胡适的才华很钦佩，称他是“东方的托尔斯泰”，认为胡适将来一定能“在世界学人中占一位置，为祖国吐气”；而胡适对梅光迪的学识广博，文字犀利和谦逊无私的文品和人品都给予了很好的评价。

1915年夏天，一批中国官费留学生集体到美国的风景胜地绮色佳度假。这批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意气风发，经常讨论中国文学问题。胡适是个激进派，认为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主张废文言，用白话；而梅光迪则认为白话可用，但文言断不能废除，与胡适辩论得十分激烈。第二年暑假，他们又聚在绮色佳，继续辩论中国文学的未来问题。正是这种辩论，促使胡适深入思考，逐渐认识到中国文学必须来一场革命，旋即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

胡适不仅提倡白话文，还提倡用白话写诗，认为“作诗如文”；而梅光迪则颇不以为然，认为“诗文截然两途”，“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这种争论也促使胡适在新诗的实践上多做探索，终于完成了白话新诗集《尝试集》的创作。因此胡适在《留学日记》中写道：“若无叔永（任鸿隽，胡适、梅光迪留美时的同学：引者注）、觐庄，定无《尝试集》。”

1917年胡适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成为新文*动的擎旗人物，社会影响很大。但他仍然很关心他的同乡，曾邀请梅光迪回国后到北大任教。可是梅光迪却婉辞谢绝。此间，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对胡适的文学革命论多有贬低和攻讦。

1921年梅光迪到南京东南大学任西洋文学系主任，与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胡先骕教授相处极熟。他们都主张“昌明国粹”，反对用白话作诗。胡先骕写了篇万余字的评论《尝试集》的学术论文，得到梅光迪的认可。但是，由于胡适的名气很大，一些杂志的老总不想得罪胡适，这篇论文无法发表。于是胡先骕就同梅光迪商量办一个杂志，以便发起一场反对白话文，反对新文学的运动，同时也给胡先骕的长篇论文找个“婆家”，公开表明他对《尝试集》为代表的文学革命的态度。

1922年1月梅光迪与胡先骕办的《学衡》杂志创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梅光迪撰写的文章《评提倡新文化者》、胡先骕的《评“尝试集”》等文章。这些文章以反对“全盘西化”为名，实际上是宣传复古主义和折中主义，反对新文化和新思想。胡适对《学衡》的猛烈攻讦并不以为然。1927年胡适与梅光迪在美国意外相逢，他们旧谊如故，并没有因为《学衡》刊发的文章而关系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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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同事的好同窗：李何林与李霁野

李何林　　李何林与李霁野这两位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学者，都是安徽六安地区人，李何林出生在霍邱县，李霁野出生在六安县，两地相距仅几十公里，如今都属于六安市。他们都生于1904年，也都因为家境贫寒而考入阜阳师范读书。只是李霁野早于李何林一年入学。1920年暑期，李何林考进阜阳师范时，这两个同乡从一接触就觉得兴趣、爱好一致，思想感情投缘，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他们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们的晚年。他们有过一次同窗，五次同事的经历，友谊延续前后近70年。

1923年李霁野到北平的教会学校：崇实中学读书，开始翻译文学作品，得到鲁迅的扶植，参与创办未名社，在现代文坛上崭露头角。而李何林在阜阳师范毕业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就读。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他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结业后在叶挺的师政治部担任宣传科科员。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共产党，并在同年8月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奉命回到家乡霍邱做地下工作。第二年因参与发动暴动，暴露身份而逃亡北平。

当李何林等人在北平找到李霁野时，他因为翻译《文学与革命》而被当局关押了近两个月，刚刚出狱，余惊未消。但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收留了被当局通缉的李何林等人，并安排他们在未名社做校对和发行工作。

1929年李何林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第二年李何林就举荐李霁野到这所大学的英文系教书。可是不久，李何林因学校阻止师生谈恋爱，毅然辞职，离开天津。1946年，担任台湾编译馆馆长的许寿裳邀请李霁野到台湾任职，李霁野又推荐了李何林一同前往，他们自1930年分别后又成为同事。台湾“二·二八”起义被*后，台湾编译馆被撤销，许寿裳和李霁野及李何林又应聘到台湾大学任教，不久许寿裳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李何林清醒地意识到处境的危机，辞别了好友李霁野离开台湾，辗转进入华北解放区。后来，李霁野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中监视，他只好携全家取道香港，然后抵达天津，进入南开大学任教。

三年后，李何林调入南开大学，担任中文系系主任，与担任英文系主任的李霁野再次成了同事。1966年“*”开始后，李何林与李霁野都被大字报点名，将他们作为牛鬼蛇神给揪了出来。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人联络。此时的李霁野更为关心口无遮拦的李何林，担心他的处境更险恶，于是当夜他给李何林写了封信，夹在书里让妻子送到李何林家。信中与李何林相约“要站稳脚跟，坚持原则，绝不动摇，绝不自杀，但要注意策略”。第二天晚上，李何林偷偷地来到李霁野家，表示了他对“坚持原则”的承诺。后来，尽管他们被抄家，被批斗，但他们始终坚守承诺，终于渡过了险关，迎来了政治上的春天。

同道志同道合结成忘年交：陈布雷与宋教仁

陈布雷　　1911年夏天，21岁的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来到上海，在《天铎报》馆任记者。甫来上海，陈布雷便拜访了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先生。宋教仁曾因发动反清起义失败亡命日本，此时正以《民立报》主笔的身份潜回上海，策划革命活动。一直痛恨清廷的陈布雷，很早就对这位革命党人充满钦仰之情。

当宋教仁问及他为何不继续升学深造而要投身报业时，陈布雷答道：“为求学问、长见识而来，我相信这比读大学更有益。”宋听后略感诧异，对一旁的同事说：“这位年轻人要以报馆为学校，新鲜吧？”接着就对陈布雷谈了自己的见解：报纸的作用是启发民智，报人要用学问和才智服务社会报馆，而不能把它当作学校。陈布雷听罢并未盲目苟同，而是言简意赅地展开了自己的观点：在服务报馆的同时，也可以借助这个舞台不断汲取新知识，二者相辅相成。如此，对于一个努力求知的人来说，报馆确实比进大学还有益。宋教仁认为陈布雷这番话颇有见地，不断频频颔首。从此，二人结成忘年之交，过从甚密。此后《天铎报》和《民立报》常常联手发表时评，针砭弊政，为革命制造舆论。在短短的合作中，陈布雷向宋教仁学到了不少东西，而这，恰恰是在大学里无法学到的。这年10月，爆发了“辛亥革命”，陈布雷在《天铎报》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制，支持革命，大倡革命舆论。

校长为教师谎报学历：蔡元培与陈独秀

1916年，50岁的蔡元培由总统黎元洪任命接任北大校长。面对学风日颓的北大，蔡元培急需一班积学而热心的学者名流到北大，以改造校风，推进学术研究。此时，为办书局筹款的陈独秀和汪孟邹从上海来到北京。北大教授沈尹默和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就将他们的老朋友陈独秀推荐给蔡元培，汤尔和对蔡元培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蔡元培翻了翻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想起日俄战争时期，他在上海编《警钟》日报，刘师培向他介绍过这个人，知道他一个人坚持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留下较深印象。蔡元培决定聘陈独秀为北大的文科学长。

12月26日上午，陈独秀起床开门，发现蔡元培端坐在门外的凳子上等候，大吃一惊。头天晚上，陈独秀和汪孟邹出门看戏，回来迟了，早上贪睡了一会，想不到让这位老翰林久等了。待蔡元培说明来意，陈独秀说：“蔡校长登门谒贤，令人感动。”接着便说出自己既未读过大学，更未在名牌学校任过教授，怕难以胜任的顾虑。蔡元培指着桌上的《新青年》说：“有你这些思想，足可胜任。”　陈独秀还在犹豫，说要办《新青年》，上海那一头恐怕走不开。蔡元培劝道：“把杂志带到学校里办好了。北大要聘一大批名流学者，正可帮你编杂志呢。”陈独秀不好推辞了。得知北大要聘大批名流学者，陈独秀就向蔡元培推荐了正在美国读博士的胡适。蔡元培当即应允并请陈独秀代劳，替他写一封求贤信表示：文学教授、哲学教授请他任选。

为了应付北洋政府*，蔡元培在上报陈独秀的学历和经历时，来了个“谎报军情”：说他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等。*很快就批复同意了。其实，独秀虽曾多次东渡日本，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早稻田大学等短期学习，但没有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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