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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3页）

他们指挥“CC”派分子紧密配合，对革命文化大加摧残。

1930年，由陈立夫出面，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参加该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的要员外，就是“CC”骨干分子，如潘公展、黄震遐、王平陵、傅彦长等人，他们创办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动”，宣扬封建法西斯主义文化。

1935年，陈立夫跑到上海，召集陶希圣、何炳松、黄凌霜等人商量如何对抗共产主义思想的问题，经过多次密谋，他们组织了一个所谓“中国文化建设学会”，陈立夫亲自担任总会的理事长，在他的主持下，该会提出把中国传统的思想与外来思想结合起来，混合成“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理论。

实际上，他们是要把中国的封建思想同外来的法西斯思想结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

为了更好地实施文化“围剿”，陈立夫向蒋介石建议，并获蒋的批准，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由其亲信潘公展担任主任委员。

1934年6月，该会正式办公，规定凡在中华民国国境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原稿呈送该会审查；其内容如有认为不妥之处，得发还原申请人，令依照审查意见删改；如有严重情形的，将原件扣呈中宣会核办。

文宣大将（3）

图书审查委员会集中了一些国民党党员，CC派分子，他们一切均按陈立夫、潘公展的旨意办事，对于所呈送的稿件，或者粗暴取缔，或者将原稿删割得面目全非。

在这里，一切文稿都被改成国民党的官样文章，才能予以发表，对稍有进步倾向的作品，则以“反动”罪名予以扼杀，更不用说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作品了。

据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报道：在1934年，仅华北就有110例拖延或完全扣压各种出版物的事件。

压制报刊出版物导致的恶果是焚书，1934年遭焚的书约有149种之多。

更为严重的是，二陈在严禁和查扣革命书刊的同时，还指挥CC分子对进步文化人士进行摧残和迫害。

如1930年在南京杀害著名戏剧家宗晖；1931年在上海杀害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1932年在北平拘捕许德珩、侯外庐；1934年，陈立夫的亲信马绍武率特务绑架丁玲、潘梓年。

另外，枪杀杨杏佛、史量才，骗监杜重远等，不一而足。

鲁迅曾在一封信中极其愤怒地指出，国民党特务的残暴程度，超过了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纪录。

陈果夫与陈立夫虽然如此卖力地参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但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主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军，在白色恐怖中英勇奋战，揭露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反动谬论，创作了丰富多彩的作品，传播了革命真理，提高了群众的觉悟。

面对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作为国民党文宣大将的陈果夫与陈立夫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

陈立夫哀叹道：“两年前上海方面的同志曾经提出民族文艺来驱逐普罗文艺，先是思想的斗争，接着引起行动的斗争”，“结果竟是失败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是“节节败退，几乎整个地盘，完全给人家占领了”。

控制教育（1）

二陈在积极参与文化“围剿”的同时，还将他们CC势力渗透到各级教育机构与学校中。

因为他们知道，要扩大自己的势力，必须从教育入手，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使CC的基础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因此，他们在学校建立各种特务组织，侦察师生的行动，监视教育界的各项活动，积极贯彻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政策。

开始，二陈在教育界还没有任何势力，陈果夫便极力要求恢复以前所办的党政训练所，使之成为正规学校，在教育界占一席之地。

还在南京政府刚成立时，陈果夫便以政府建立、北伐功成，而国民党党政两方面人才都缺乏为由，要求恢复以前的党政训练所，并扩大规模，办成中央党务学校，以培养高级党政人才为宗旨，使之和培养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国民党一文一武两个专门学校。

陈果夫的提议得到了戴季陶、丁惟汾等人的支持。

蒋介石也认为此举有远见卓识，立即指令当局执行。

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正式决议，设立中央党务学校于南京，直属中央党部，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戴季陶任教务主任，丁惟汾为训育主任，陈果夫为总务主任。

由于蒋、戴、丁都只是名誉性的，所以实权由陈果夫独揽。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中央党务学校录取340名新生，正式开学了。

陈果夫对学生的教育十分重视，他为学校制定了“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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