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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第1页）

同一位日本高级军官的对话中，费勒斯指出俄国人想将裕仁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费勒斯说，“如果日本方面能向我们证明天皇是完全没有责任的，这将对应付目前这种形势非常有利。我想即将进行的审判为这样做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尤其是东条，在对他的审判中应尽量让他承担所有责任。换句话说，我想让你们使东条这样说：‘在战争开始前的帝国会议上，我已经决定开战，即使天皇阁下反对同美国进行战争。’”

麦克阿瑟将军不仅没有按照命令去调查天皇，反而禁止了这种调查。他向华盛顿保证：调查已经展开……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裕仁天皇在过去十年里参与了政治决策。主控检察官约瑟夫·基南告诉检察官们不准备控诉天皇。任何同上头有关的证据都会被查禁，如果有人不帮助进行掩饰，那么他们将“无论如何马上回家”。不仅没有伸张正义，事实上检察官们起到了充当天皇辩护团的作用。

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其他27位军方及政府官员作为甲级战犯受到了起诉，主要的指控就是他们参与密谋了侵略战争及违反国际法原则的战争。

在事件发生后通过并且改变了事件的法律后果的法律叫做“事后法”。美国宪法有两条禁止“事后法”，但对“发动侵略战争”者进行指控却是由二次大战的胜利者发明的。美军参谋长埃里奥特·索普将军是负责决定哪个战犯受审的人之一，“我还是不相信那样做是对的，”索普后来说。“我仍然认为那是一个‘事后法’，他们在游戏结束后制定了规则。”索普认为审判不是为了正义而是为了报复。“我们要以血还血，可上帝啊，我们已经做到了，”索普说道。威廉·沙斯将军写道：“过去我们在东京常说，美国可不要输掉下一场战争，否则我们的将军们将会在没有任何申辩或是审讯机会的情况下在天一亮就被干掉。”

检察官基南提出了这样的理由，那些愚钝的受武士道精神影响的武士以及那些在事实上经历了一场又一场事件的家伙，才是从1928年到1945年超过14年间邪恶的真正的主谋者，他们向上司隐瞒了这件事。但真正在这14年间掌权的人的名字却没有被提及。这就如同说，T型汽车来自于工人们喝咖啡的间歇，而福特先生恰巧只是有一间大房子。

澳大利亚大法官威廉·韦伯后来批评道：“战争的首犯，尽管完全可以受到审判，但却被给予了豁免权。”法国的亨利·伯纳德法官也写道：“日本这些战犯中，有一个主犯逃过了所有的起诉，无论如何现在的这些被告只能被当作从犯。”日本前首相东条也非常高兴，“天皇没有受到任何追究，从这一点来讲，我也感到安慰了。”在甲级嫌疑犯们被宣判的那天，基南检察官和裕仁天皇一起在皇宫里共进了三个小时的午餐。

包括东条在内的七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还有其他的六个死在了监狱里，两个因为精神失常被释放。有13个人后来获得了假释，为了赎回对上百万人犯下的罪行，他们中最多的在监外服刑八年。

在许多案件中，看起来犯的罪行越是严重这个罪犯就越有可能逃脱惩罚。中村正信上校被称作“战略之神”，曾策划了日本的南侵计划。他曾经将中国人的头颅在新加坡展示并且鼓励的场少佐吃敌人肝脏的习惯。他就是逃脱了指控的人之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查尔斯·威洛比将军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村上校处死了本杰明·帕克上尉并且吃了他的肝脏。但考虑到战后日本共产主义的扩张、中村反共的诚意以及他卓越的策划能力，威洛比使中村成为了战后日本的重要财富、一个值得保护的人物。中村不仅逃避了指控，而且后来还被选进了日本的国会众议院。

或许日本最可恨的罪行就是731部队针对中国实施的生物和化学武器战。麦克阿瑟将军和其他的一些美国军官知道731部队在被俘的美军战俘身上也试验了这些武器并且杀死了他们。但是当这些魔鬼般的医生将基于他们可怕的实验得到的有价值的信息提供给美方以作为换取他们获得豁免的条件时，麦克阿瑟立即同意了这桩罪恶的交易。

1979年14名甲级战犯在靖国神社被秘密地奉为爱国“烈士”；以向战死的人表示敬意。那些灵位中包括像东条英机、松井石根这样的人，就是他们的军队犯下了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罪行。

如今很多人抱怨日本人并没有承担他们在二次大战中的全部责任。通过让主犯逃脱惩罚，通过事后法来扭曲法律，通过隐藏一些日本最骇人听闻的罪行，盟军主观的主持了“正义”，从而使得任何企图更正这个历史责任的做法都显得荒唐可笑。如果希特勒也得到这些美军胜利者的“细心照料和保护”，那么是否普通的德国人民也要被期望着就他的罪行进行反省呢？

第六部分第十八章　战争的代价（3）

1946年，比尔·多兰中尉在关岛奉命监视对父岛列岛的战犯进行审判，那时他刚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这是在整个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审判之一。这种审判是在金属制半圆拱形建筑中，极度秘密地进行的。

“日军战犯坐在长桌边上”，比尔回忆说。“在每一个囚犯后边都站着一根强壮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每一个士兵都配有自选的武器：大酒瓶、半自动手枪、肩背手枪皮套、有珍珠状把手的三八特制枪。另外，所有的士兵都带着一个大大的乌木制的棍棒，这种棍棒是一般警察携带的警棍的三倍大。每一个士兵都处于“稍息”状态，背对着人群，两腿叉开站着。他们把左手放在囚犯的椅子上，右手的大棒放在他们的背后。偶尔便携式的发电机也会停止。如果停止的话，小屋的里边完全一片漆黑。出现这种情况时，士兵们会马上把他们的左手从囚犯椅子的背后移到囚犯脖子的后边，他们会把囚犯的身子按下去并且把那根大棒放在犯人的脑袋上。当灯重新打开时，我们可以短暂地看到这一幕。

14名日本军官、士兵和医生作为乙级战犯由一个军事委员会在关岛审判。来自不同服役区的8名美国军官作为法官，美国和日本的民间律师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乙级战犯的罪名包括谋杀、虐待俘虏、没有给予体面的葬礼和对控制下属的不法行为的失职。海军搜寻过去被指控吃人罪的例子，但是在海牙和日内瓦还没有人想到如何为残忍地吃敌人肉的罪行归罪，因此以“没有给予体面的安葬”的指控被替代了。

比尔·多兰做了一辈子的律师，许多年之后他告诉我：“我读过无数的审判副本，所有对战犯的审判都是这样：一方指控另一方做了什么，另一方予以否定，之后法院来做出决定。这里，所有的证词都来自一方，所有的证人都是日本人自己，他们自己承认吃了人。

在检察官丹尼尔·弗林的开场陈述中，他警告有些被指控的罪行是如此的令人作呕，以至于很久以前人们就认为没有必要直接地针对这些罪行进行立法。这些指控与曾在刑事法院中所听到的最惊人的指控处于同一档次。我们希望再也没有这样类似的案子出现了。公诉人弗雷德里克·萨斯称被告为“没有人性的野蛮人……他们以最原始、最残酷的方式撕碎、肢解了我们手无寸铁的兄弟的躯体”。他认为硫黄岛列岛的士兵们是典型的恶魔邪恶势力的代表……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队就像危险的疾病一样缠绕着他们的国家，像致命的瘟疫，残酷地在亚太地区扩散开来。

“但是美国人头颅被砍下来、肝脏被挖出来的消息没有被准许传回美国，”比尔说。“海军守卫告诉我，海军不希望家里的人们知道他们的孩子被吃掉了。”

公诉人总共传唤了43个证人：穿着卡其布短裤的堀江少佐是主要的证人。在法庭下，立花将军称堀江是“一条美国的走狗”。将军对他讲：“你不是日本人。”

“海军将那些日本囚犯统统关在一个大的监禁区，”比尔说，“里边是军营，围栏由很粗的铁丝网做成。一天晚上，的场在围栏上撕开了一个洞，这个洞足够他的头钻过去。看守们在第二天早上抓住了他。没有哪个海军守卫能够撕开铁丝网，即使是一小块儿。

立花什么都不承认。他说他对飞行员被杀一无所知，他也从来没有吃过人肉。尽管最后的场全盘招供，但最初他企图将责任都推给属下。他放弃了人吃人是由于饥饿的说法。“我们营仍然有足够的食物，”他说道。

“是的，我是吃了人，”的场少佐说道。“是战争使我变成了疯子，这是我所能给出的吃人的惟一理由。”

下令将吉米·戴伊和华伦·厄尔·沃恩处死的吉井大尉拒绝回答问题。相反，他提交了一份陈述书，上面写道：“战胜国中没有一名战犯受到审判，审判战犯是对那些战败国家情绪化的报复行为。”吉井告诫审讯者说：“在你们审视自己之前，请不要对别人进行审判。因此在你指控别人之前，请先指控你自己。”他引用了圣马修书中的一段话：“己不正，焉能正人？要审视别人，先要审视自己；你给别人所适用的标准，应首先适用在自己身上。为什么老是看到别人身上的小毛病而不去考虑自己的不足呢？”

吉井拒绝提供证词，除非作为基督教徒的审判委员会成员们能够回答为什么他被审判而盟军的战犯却没有受到审判。对战俘的虐待就是极好的例证。毫无疑问日本犯了滔天罪行。日本监禁了132134名西方的战俘，其中35756名在监禁期间死亡，死亡率高达27％。相反，在德国和意大利监禁的战犯的死亡率只有4％。“另外，战后从日本救出的幸存战俘的死亡率也是较高的。”

东京战犯审判中，有一个法官来自苏联。美国的盟友当时囚禁着在满洲抓获的近70万名日本战俘。随着沉闷的东京审判的进行，在座的一名苏联法官对日军战俘进行着审判，他们的同胞却在苏联的战俘集中营中被害死。有超过6。2万日本战俘——几乎是盟军死亡人数的2倍——死在了古拉格（集中营）。

吉井大尉从来没有向委员会发过言。

立花将军、的场少佐和吉井大尉是命令处死飞行员的军官，定他们有罪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些由于执行命令而成了刽子手的低级士兵们认为，追究责任应当到军官一层就停止，他们不应当受到追究。毕竟这些日本士兵不得不服从命令。但当得知为了审判的目的，他们将被置于他们从不可能想像得到的一个溯及既往的道德领域时，他们惊呆了。他们被告知在父岛他们是可以自由支配自己意志的个体。令他们吃惊的是，他们得知他们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上级的命令并不能作为开脱罪责的理由。

翻译人员在将这些异国的概念转达给这些“臣民”——乖乖地服从命令的人们——时肯定非常困难。权利？自由的意志？违抗命令的责任？究竟什么才是非法的命令？不服从上级的命令就是非法的，这些士兵就是在这样的道德领域内工作的。日本军队的支柱就是服从。这些士兵不是普通的公民；他们没有权利，他们是裕仁天皇的子民。

士兵城户松民是四个被命令将迪克·沃尔霍夫刺死的人之一。他的辩护律师提醒道：“城户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人，他接到了命令并且服从了命令。可一年后他却发现自己被指控违反了战争法和战争惯例……关于战争法和惯例城户能知道什么呢？他几乎不能读书、写字——然而现在却被推定为熟知国际法、正确的对待战俘以及日内瓦和海牙公约这些东西。”

尽管做了这些答辩，控方仍认为日内瓦公约在父岛上应当适用。裕仁天皇可以被保护，但不是这些人。

这样，当面对相同的情况时，日本的这些被告们便被给予了同美国军队所不同的标准。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曾经发布命令，如果被起诉的是美军，其行为是根据上级的命令或政府的批准而进行的，则在定罪时可将这种因素考虑进去，因此美国军人便可用上级的命令来进行辩护。但在关岛审判中，控方宣布日本士兵不能引用上述理由：“上级命令不能用来给所犯罪行做辩护，因为人类并没有被强制服从一个不合法的命令。”

竹野中士是另外一位参与刺死迪克·沃尔霍夫的人。当得知因执行命令他将要承担责任时，他感到非常震惊。“我难以理解父岛列岛上的上级军官们是怎么搞得，竟使我被控谋杀罪，因为是他们在叫我执行命令。”竹野证实说。“我们没有杀害任何俘虏的意思……我只是在默默地执行命令，因为我知道这样做是正确的。我完全相信我的上司，从来没有就执行他们的命令犹豫过一刻。”

为了说明日本士兵的命运“比奴隶们好不了多少”，被告律师说：“将责任强加给那些行动受到上级限制的人身上的做法是一种反人类罪。让那些根本不了解法的人去接受严厉的惩罚是极其残忍的。”堀江少佐在他的证词中也提到，“对于日本军队来说最根本的就是对任何命令的绝对服从——完全的的服从。”曾参与杀害格雷迪·约克的大尉山下正夫对委员会讲：“我从小就被教导要绝对地服从命令。很多情况下我并不想那样做，但我没有别的办法。”另一个曾参与杀害迪克·沃尔霍夫的士兵谷山讲道：“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自由来判断我们所接到的命令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们都是被剥夺了个人意志与自由的木偶。”中村下士曾经很不情愿地砍下了弗洛伊德·霍尔的脑袋，他说道：“我是在前线接到命令，我很清楚拒绝执行命令就肯定意味着死亡。”中尉内田有纪曾经砍死吉米·戴伊，他提醒委员注意在日本军队中“不服从命令的罪行的严重性”。加藤大佐曾命令将格雷迪·约克处死，他承担了所有的责任，并且还恳请委员会理解这些士兵们当时所处的这种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的处境，他说道：“请你们充分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出自他们本身的自由意愿。”

一个来自坟墓的声音支持了这种主张。小山桥雄畏罪自杀了，就是他砍掉了华伦·厄尔·霍恩的脑袋。他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承认我那样做是错误的，但我坚信作为一个军人，我没有错。因对军人来讲，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比死还重要的事情。”

辩护律师回忆起了处死美军战俘的那段日子。在那段时间里，整天有美军的空袭，还要时刻提防美军的入侵，那时最需要的就是严格服从命令。一名被告说：“在战争中，命令比任何道德约束力都要重要。”一名被告方律师指出，在令人精疲力竭的、持续猛烈的战争压力下，命令远不是人们在和平时期在平静的军营里所理解的那样。他说，如果你认为日本士兵会拒绝执行这样的命令，那你就完全忽略了他们当时的心态与性情。另外一位被告方律师给出了一个能让美军委员会理解的说法：“如果当日军在父岛干那些事情的同时，一名美军少校命令一名中尉带领一个狙击班来干掉在父岛的一名日本战俘——那名中尉不会犹豫不决，也不会表现出比日本士兵更多的反对。”

1947年9月，五名日本武士——立花将军、的场少佐，伊藤中佐、吉井大尉和中岛大尉——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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