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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1页）

社一九八○年版。

张国焘则说：“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一六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长沙〕

毛泽东跟斯诺谈话时，提及一句：“在上海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引者注：指何叔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三三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在谢觉哉的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有这么一行字：“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据谢觉哉说，“○○○○○”即“共产主义者”。生怕暴露秘密，画圈代意。

何叔衡早逝，没有留下回忆文章。

〔武汉〕

董必武在一九三七年接受尼姆·韦尔斯的采访时说：“我参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湖北省派陈潭秋和我。”董必武：《创立中国共产党》，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九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陈潭秋在一九三六年说：“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代表是董必武同志和我。”陈潭秋：《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产国际》一九三六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

〔济南〕

王尽美、邓恩铭早逝，没有留下回忆文章。

〔广州〕

包惠僧说：“此时，陈独秀及我都在广州，接到临时中央的信，要陈独秀回上海，要广州区派两个代表出席会议。陈独秀因为职务离不开即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推选我同陈公博代表广州区。”

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二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全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见。”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三六八至三六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陈公博回忆说：“上海利用着暑假，要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广东遂举了我出席……”《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引自《“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四一九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日本〕

施存统说：“日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二人互相担任党代会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已多年未回国）。”

施存统：《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周佛海说：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个代表大会。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

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一九四二年版。

包惠僧的回忆，似乎与施存统稍有不同：

“这一次代表的分配是以地区为标准，不是以党员的数量为标准，东京只有周佛海、施存统，原来邀请的也是两个代表，因为施存统没有回国，所以只有周佛海一个人出席。”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二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上海〕

出席的代表是“二李”。自陈独秀去广州，上海小组的书记原是由李汉俊代理，后改由李达代理。

李达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写给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负责同志的信中，讲述了这一过程：

“（一九二○年）十一月间，书记陈独秀应孙中山（引者注：应为陈炯明）之邀，前往广东做教育厅长。书记的职务交由李汉俊代理。不久，威丁斯基（引者注：即维经斯基）也回到莫斯科去了（引者注：应为伊尔库茨克）。后来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发生冲突，陈主张中央集权、李主张地方分权，愤而辞去代理书记的职务，交由李达代理书记。”

除了“二李”，照理，陈望道应是上海的代表。陈望道不仅负责《新青年》编辑工作，而且上海小组的重要事情总是由“二李”、陈望道和杨明斋商量决定。此时，杨明斋去了伊尔库茨克。虽然规定每个地区选两名代表，而会议是在上海召开，上海即使出席三名代表也不妨。

据李达回忆：

“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李达：《李达自传》，《“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陈独秀还以为这一主意是陈望道出的，于是迁怒于陈望道。如《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五卷《陈望道》一文中所披露：

“陈望道生前曾多次对人谈起，他曾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因会前他已与陈独秀发生争执，故未去参加。”

第六部分：聚首十五位代表聚首上海　1

来了！来了！

从北方，从南方，从东边的日本，从西边的武汉，中国共产党代表们朝上海进发（有人认为这年三月间开过一次代表会议，但未得到确证）。

这是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有史以来的头一回大聚会，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头一个来到上海的，是坐着火车前来的张国焘，他“因须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所以最先到达。据他自云是“五月中旬”抵沪。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在六月三日才来沪，经过开会筹划、寄信以及北京小组讨论，所以他来沪的时间估计在六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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